​【解读】中国足协领导层变化传递出什么信息？

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马德兴北京报道

中国足协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于10月16日在北京结束，这次会议除了换届工作之外，没有修改章程、通过发展规划之类的事项，一切似乎都很平静。不过，从足协七人领导班子仅保留孙雯一人，再到中国足协执委会从过去的35人减少为20人，除了人员方面的变化之外，背后所透露出的信息其实更值得关注。某种程度上，这也预示着中国足球接下来在整体方向、发展过程中会有着的变化，并将对中国足球有着深远的影响。

①35变20，非简单人数减少

新一届中国足协的领导层依然还是常规的“七人班子”。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总局之前委派入驻中国足协的工作组组长兼新一届足协筹备组组长李颖川任党委书记，依然还是像“脱钩”之后那样，代表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参与日常事务、把握政治方向。原辽宁体育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宋凯作为唯一候选人，担任新一届主席；之前由总局委派入驻中国足协工作组的原篮管中心中国篮协联合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袁永清，原手曲棒垒中心副主任杨旭，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以及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许基仁当选副主席，配置恢复到“一正四副”。此外，袁永清兼任新一任中国足协秘书长，原国家体育总局奥体中心副主任兼纪委书记柳屹(女)出任新一届中国足协的纪委书记。七人班子中有两位女性，这是以往中国足协领导层从未有过的情况，这或许是中国足协发展史上的全新局面。

（新一届足协主席宋凯）

中国足协的执委会执委则由上一届的35人变成了此次的20人。这种变化并不仅仅体现在人数上，毕竟未来根据形势的需要，有可能会适当进行增补。但如果仔细对照两届执委会的人员我们就可以发现，上届名单中只有4人留任：上届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上届执委、本届担任副主席的许基仁，北京足协的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刘军以及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张亚东。其他16人全都是新面孔。

“新面孔”意味着中国足球在经过新一轮深入反腐反赌之后，作为深刻汲取足球领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深刻教训的第一步，不止是七人班子，更象征领导中国足球继续重新发展的执委会也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既与以往的中国足球旧势力、旧形象决裂，更要展现出全新的姿态，以求重新赢回信用、赢得民心。

无论哪一个行业，“信用”是最宝贵的。但足球领域内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再加上假赌黑早就令中国足球毫无信用可言。所以彻底而全面的换人，特别是执委会委员全面更新，恐怕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树立崭新形象，并在未来的实践工作中通过实际行动而非言语来重新赢得行业内和社会各界的尊重。这是中国足球想要重新发展的第一步，甚至可以说是扎实的第一步。

过去的一个周期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问题，恐怕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在搭建班子时就存在着隐患，带病提拔、带病上岗、选拔失当等情况在上一届执委会中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这也就为足球领域内塌方式的腐败埋下了祸根。全部更换或许会存在着“误伤”的情况，但在目前中国足球公信力已降至历史冰点之时，有关方面痛定思痛，采取这种壮士断腕的办法，为的就是希望中国足协能有一个崭新的形象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②系统内与系统外的增减

在新一届执委中，除人数减少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20名执委的构成。这20人几乎全部都是“体制内人士”！

新的足协党委书记李颖川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新任中国足协主席宋凯当选之前是辽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新的副主席杨旭、许基仁分别在国家体育总局其他项目中心、新华社任职；新任纪委书记柳屹（女）原来是国家体育总局奥体中心副主任、纪委书记；新任秘书长袁永清是原总局篮管中心、中国篮协联合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他(她)们到中国足协履新之前，当然都是体制内人士。

而在执委中，像山东体育局副局长王强、江苏体育局副局长刘彤、广东省体育局二级巡视员许国勋等都是体育系统内的干部；至于像来自于广电总台、北京科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等领域的新执委，更无需多言。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张亚东还有国企的另外一个身份。

至于像王霜，虽然是现役球员身份，但在湖北省足协有正式的编制身份。即便是前国脚郑智，在退役后进入广州体育学院，也已成为体制内人士。而两位地方足协的代表即刘军(北京市足协)与赵亮(深圳市足协)，只有刘军目前已经没有了事业编身份，留任的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到中国足协任职之前也来自于上海体育局。

换而言之，体制内人士在中国足协新一届执委会中占比超过95%，甚至可以说几乎完全都是“体制内人士”。这显然是一个重要变化，同时又符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的相关要求，即：领导机构的组成应当体现广泛代表性和专业性，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地方及行业足球协会代表、职业联赛组织代表、知名足球专业人士、社会人士和专家代表等组成。执委们的另一种身份，正好可以体现这种广泛性。

相比上一届的执委会，35名执委中只有14人属于体制内人士，除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委派的党委书记外，有2位地方政府的市县级领导、3位来自国家体育总局或地方体育局领导、2位中央级媒体单位的代表、1位来自教育部体卫艺司的代表、4位中小学校长以及1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的代表，占比为40%。其他60%的执委均是非体制内人士或已退休、离开体制内的人士，包括5个地方足协的代表、5位足球人、6家地方俱乐部的代表、3家企业公司的代表以及1名球迷代表等，甚至像秘书长这样的重要职务都由来自外企的人士担任。

这其实传递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回顾中国足球过去一段时间的发展历程，一度局面混乱、金元足球肆虐的根本原因就是监管不力，因为已完全脱离了政府、脱离了现行中国社会的管理体系。当然不可否认的客观情况是，中国足协在“脱钩”后作为民间组织、社团组织，是不具备政府组织或部门所具有的相应管辖权力，很难实施全方位的监管。所以中国足球想要全面发展，就必须重新纳入到现行的国家、社会管理体系之中。说得再通俗点，就是政府必须管足球，同时中国足球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这不是说将中国足球的存量问题全部都推给地方政府，还是需要足球界运用法律手段来处理相关事宜。

在新一届执委会的新委员中，一个需要格外引起注意的委员是肖芸（女），她的背景身份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一级巡视员，这其实传递了明确的信号。过去中国足球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相当混乱，根本就在于资本在足球领域中肆意扩张，高价引援、球员薪酬虚高且不受任何监管，足球被资本绑架，职业足球的市场秩序和足球行业的发展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卫冕冠军解散退赛、俱乐部大面积退出、球员教练欠薪、假赌黑横行，赛风赛纪行业风气严重滑坡。而中国足协似乎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明显监管不力，这才让中国足球被“资本化”。如今亡羊补牢，将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专业人士纳入到足球管理队伍之中，这显然是有利于中国职业足球的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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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中国足协执委会的换届，传递出的是“强化党的领导、强化监督和监管”的信号，而这也将是接下来中国足球一系列实际操作转变的很重要的节点。回顾这些年来的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一个必须要直面的现实是中国足球界在“脱钩”后于体制外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可以依靠的力量来帮助、解决业已存在的问题；在全面走向职业化、市场化后，中国足球反而又遇到了一系列全新的课题亟待解决。单纯指望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中国足球的所有全部问题，恐怕未必可行，这才造成了如今的中国足球更多地像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中国足球的改革和发展这些年来完全没有发挥出我们国家在体制方面的优势，这绝非一句空话，中国体育军团屡屡在奥运会上创造佳绩，根本恰恰就是得益于我们制度方面的优势。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是中国足球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活力，创造公平诚信环境，鼓励保护平等竞争。”所以，加强党的领导、发挥体制优势、坚持守正创新，我们才有可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足球改革发展之路，即在党的领导下，由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展开市场化和专业化运营的足球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