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益唯：中国足协急需“维稳”的“新政”

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严益唯述评

2019年底，恰逢中国足协推出2020版中超新政之际，记者以《无新政不足协》一文质疑中国足协长期以来，在制定联赛政策的时候过于随意，想到哪算哪，导致了奇葩政策密集出台。三个赛季之后的当下，记者则建议中国足协要趁着班子成员大幅度变化的这个时间窗口换一个活法，应该将“维稳”的“新政”提到议事日程上。所谓“维稳”，就是能够满足职业俱乐部对政策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刚性需求，维护俱乐部的稳定。所谓“新政”，则是相对于中国足协长期以来制定的许多——朝令夕改，无法帮助俱乐部稳定预期，时常还会增加俱乐部经营风险的——政策而言的。

2020版中超新政发布之际，恰逢中国足协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不久。无论是他们的履历还是向媒体公开表达出来的深化改革的勇气，还是值得中国足球圈有点小小的期待的。彼此，记者的文章，并非对当时足协领导班子的不信任，而实在是对中国足协长期以来决策的随意性和任性不以为然。而当时的新班子成员，恰好在这一点上仍然表现出了强大的惯性，这让记者略感失望。

其实，不管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多么好，如果每年密集出台的联赛新政，不能给俱乐部的发展带来更好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都不能算可靠的政策。因为，中国足协制定的联赛政策，无论看似多么讨巧，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服务好联赛。而联赛是由一个个俱乐部和支持俱乐部的球迷以及各方参与者所组成的。如果每到一个赛季，足协总是凭着一纸行政令，冷不丁地强推一些新政，不顾及俱乐部的感受和利益，让俱乐部不得不围着朝令夕改的新政团团转，这样的政策无论看似多么必要，其实都是与中国足协的属性是背道而驰的。2015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下称，《方案》），明确要求中国足协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克服行政化倾向”。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之所以被郑重写入了《方案》中，说明长期以来，中国足协制定政策的确就是缺乏服务意识，行政化倾向严重。正因为现状和愿景相去甚远，所以才需要改革。

但匪夷所思的是，《方案》印发已经将近八年了，中国足协似乎仍然没有领会《方案》中的这一条改革要求。

近日，中足联筹备组宣布了新赛季主要政策，看得出足协很努力地想引导联赛稳定地发展。但这些政策的腔调，仍然带着一股浓浓的行政化的味道——一些本应当是属于俱乐部的决策权，被中国足协召集的这个筹备组给越俎代庖了。比如，新政要求中乙联赛每队不多于5名31岁及以上球员的政策，要求得太琐碎，等于在替俱乐部组建球队了。中足联筹备组的官方解释是，这项政策对绝大多数俱乐部影响不大，绝大多数俱乐部是支持的。其实这样的解释，恰恰反应了中国足协为何出台这么多奇葩政策还依然自我感觉良好的原因所在：足协出台政策，根本就无视俱乐部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只要足协愿意，就可以很容易地用行政化的手段推出让人猝不及防的政策。换言之，足协出台政策根本不觉得是应该为俱乐部服务，而是把政策当作管理俱乐部的行政手段。

以上这个中乙联赛的政策实在是弊大于利。首先，这会让一些以老队员为主的乙级联赛俱乐部无所适从，大大增加了这些俱乐部生存的风险。这种强行推行的新政，也是导致不断有职业足球俱乐部玩不下去的一个关键原因：投资人根本不知道每个新赛季会有什么新玩法。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这些俱乐部经营的风险。如果把时间扩展到三年，或者十年来看，这种政策风险对于绝大多数俱乐部而言都难以规避的。以这次中乙联赛这个政策为例，或许这次觉得大多数俱乐部影响不大。但，这些俱乐部只要经营下去，总会提心吊胆。因为如此密集的足协“新政”，总有一款会让这些俱乐部成为潜在的受害者。对于大多数俱乐部而言，严重损害自己利益的足协奇葩政策虽然会迟到，但大概率是不会缺席的。如果俱乐部长期处于对政策毫无可预测可言的不安之中，俱乐部是很难做出稳定的长远发展规划的，联赛环境或者股东的经营环境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可能就会让投资人做出退出不玩的决定，最后必然会损害联赛的稳定性。

此外，足协这种密集出台的奇葩新政，还会给权力寻租带来空间。因为以目前这种方式出台的政策，决策时间很短，而且随意性很大，甚至就是少数人一念之间的事。那么，俱乐部客观上是愿意付出代价，能早一点获得政策的信息。因为，那些能够更早得到准确信息的俱乐部，相对容易减少经营风险，获得竞争优势，这显然是违背中国职业联赛价值观的。甚至，足协还可以按需修改规则，出台新政以帮助特定的俱乐部，造成更大范围的不公平竞争，比如饱受争议的七外援政策。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足协的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政策变来变去，惟一不变的就是总是不断推出奇葩的新政，给各俱乐部带来各种“背刺”。现在，足协的领导班子成员又面临着更新，希望中国足协未来推行政策的时候，真的能够格外重视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稳定而可预测的政策，对联赛的稳定发展极为重要，但对足协而言却要求更高。足协首先需要健全足协内部的管理机制，“增强服务意识，克服行政化倾向”。只有足协内部完成这样的改革，足协未来的政策才可能与以往的奇葩政策有本质的不同，才能满足俱乐部对政策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刚性需求，才可能让俱乐部投资人少一点担惊受怕，多一点长远规划。对于中国足协而言，目前急需的与其说是组建更好的领导班子，不如说是痛定思痛，思考如何落实《方案》要求，完成足协内部改革，让“维稳”的“新政”能够尽快取代那些奇葩的“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