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兴：误判属能力范畴 无需上纲上线！

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马德兴梅州报道

2022中超联赛战罢7轮，关于裁判的争议不断。6月26日晚，在梅州曾宪梓体育场进行的第6轮深圳队与成都蓉城的比赛中，因为最后阶段裁判的一次误判，让深圳队原本到手的3分变成1分，现场迅速展开争执，场面一度混乱。而深圳队多名官员也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作为现场目睹全过程的目击者，记者想说的是：这样的误判纯属业务范畴，尚不至于上升到人品、道德范畴。

①误判，仅仅只是误判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即第78分钟时，成都蓉城的9号费利佩似传似射的一脚球在出底线前是否碰到了深圳队球员？执法的主裁判张雷判定球碰深圳球员后出的底线，而深圳球员随即在第一时间与主裁判交涉，认为是费利佩直接踢出了底线，角球子虚乌有。双方争执不下，张雷坚决不改判。成都队利用这次角球机会，队长刘涛将球顶入网内，将场上比分改写为2比2。随即，现场陷入一片混乱中，深圳队再次与裁判展开交涉，而替补席以及未进入比赛名单、滞留在看台的深圳队后备球员与工作人员也情绪激动……比赛一度中断了近8分钟。

整个过程中，有一个情况很明确，即角球是否为误判，这并不是VAR介入的范畴。按规则，只有当涉及进球、红牌、红黄牌罚错对象与点球这四种情况时，VAR才能介入。所以，张雷当时没有借助VAR并没有任何问题。而深圳队在第一时间与张雷沟通，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并不涉及是否服从裁判员的“道德与品行”之争。

面对深圳球员的异议，张雷选择坚持己见，恐怕更多还是想维护自己的裁判权威，与道德、品行、思想之类的事宜无关，也与有无良心之类的道德问题无关，仅仅只是从业务层面考虑。

但是，在主裁判没有鸣哨重新开球、成都队角球没有罚出前，身为主裁判的张雷是可以选择改判的，但张雷既然没有选择改判、深圳队员与裁判交涉未果后也都接受了对方主罚角球这样一个判罚。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深圳队全力以赴做好角球防守。可显然，深圳队默认裁判的判罚后，明显心理还有情绪，在角球防守时没有做好百分之百的准备。偏偏不幸的是，成都队利用这样一个原本不存在的角球机会，追平了比分。于是，一场风波随之而起。

设想一下：假设成都蓉城没有利用这个角球取得进球、追平比分，或许比赛结束后，除了当“笑料”一样，挤兑主裁判水平太差之外，也就这样平淡过去了。

②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坦率地说，记者认为张雷的这次错判属于业务范畴，是技术能力与水平问题。所以，记者坚决反对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将张雷描述成黑哨，并进一步无限扩大化，将中国足球裁判群体描绘成黑哨群体、对中国足球裁判“污名化”。中国足球近年来每况愈下，成绩确实不理想，但这绝不是“抹黑”中国足球的理由。而且，近年来“情绪”取代“理性”，加剧了中国足球的乱象，越来越淡化足球业务、远离足球本身。

单就张雷这一次判罚，明显是业务能力与技术能力问题。尽管事后有不少人与先前天津队在2020年与武汉(卓尔)队比赛中类似的情况进行比对，当时武汉队外援纳霍尔右路带球、球出底线后，主裁判判罚给武汉队角球，而武汉队恰恰就是通过这个角球反超比分，并最终以2比1取胜。但当时球权存在争议，很重要一点是双方都在拼抢中，裁判员第一时间做出判断有较大难度。但这一次，费利佩似传似射的传球，当时既无深圳球员上前盯防、而且球在运行线路过程中也不存在改变方向的问题。所以，通过球路、运行的轨迹，可以首先判断是“无人接触”。

于是，问题也就由此而生：作为足球裁判员，如果日常经常足球活动、对球的运行有较强“球路感”的话，很容易做出判断，这完全属于业务能力范畴。但在目前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中，我们日常究竟有多少时间用于业务研究、业务探讨？特别是，作为裁判员队伍的管理者，在选拔、晋升裁判员的过程中，业务的比例、裁判员的执法场次究竟占多少？

这就好比如今中国足球运动员、教练员的培养，很多人都在说，中国球员过了三十岁后才“开窍”，个中缘由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所参加的比赛积累到了相当数量的场次后才真正领悟踢球的“真谛”。当教练员也是一样，不亲自指挥两三百场比赛，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或“妙手”。但是，中国足球的整体心态就是：一两场比赛指挥不灵，便全盘否定，根本不愿意有较长时间的积累。

裁判员的情况也一样，从最基层的三级裁判到二级裁判、一级裁判，再到国家级乃至国际级，这个期间，一名裁判一年期间究竟执法了多少场有质量的比赛？在加速裁判员队伍培养与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多地忽略了执法场次的积累，很多裁判一年执法不了几场比赛，但“晋升”速度却异常快，这本身就违反客观规律。低级别的联赛，因为关注度不高，即便出现了失误，尚不会引起太多关注。但是，到了中超层面后，各方面的关注度完全不同，裁判员自身的业务能力与水平不高，自己心中没底，就很容易引发社会事件。这就是中国足球的现实！所以，作为管理者，恐怕更应对今年中超联赛裁判所出现的一系列情况进行综合考量与评判。

③深圳事后反应过激

回到成都队与深圳队比赛本身。在争议出现的第一时间，深圳队场上球员已经向张雷提出异议并进行交涉，所以，成都队在主罚角球前，比赛其实已经中断了超过2分钟。但是，在张雷坚决不改判后，深圳队员回到各自位置上，等待成都队主罚角球。

某种程度上，这个争议已经结束，深圳队员选择了服从裁判的判罚。可是，在归位后，球员的注意力没有马上回到比赛中，在被对方攻入追平比分一球后，重新找裁判理论，恐怕就有失偏颇了。从规则的角度来看，在比赛成“死球”状态时，任何判罚都可以改判。但比赛重新开始后，判罚就不可能再改判。

成都队的角球罚出到最后取得进球，整个过程并无异议。于是，主裁判不可能宣布这个进球无效。进球后，不管深圳方面如何抗议，都不可能改变比赛结果。即便是比赛结束后，深圳方面以俱乐部名义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诉，比赛的结果也不可能改判。当然，针对张雷本人在比赛的执法情况，裁判管理部门肯定会展开综合评估。

对于深圳队，恐怕还是需要从自身去寻找原因。因为单就整场比赛而言，深圳队的表现并不理想，这一点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就可以看出。至于赛后所出现的不该出现的场面，球队恐怕更应自我反省。

④考问从业人责任心

回到裁判的争议判罚上。今年中超联赛裁判出现争议并不仅仅在这一场，先前大连人队对广州城队的比赛中也围绕着U23规则的问题引发讨论。时至今日，记者依然坚持一个观点，即如果裁判员责任心更强一点，多一些担当，或许很多争议是可以避免的。

譬如，成都队的这个角球争议，作为第二助理裁判，完全可以给出意见。而且，即便是第二助理裁判也未看见的话，当时深圳队员在角球尚未罚出前已经上前与张雷展开交涉，假设VAR助理裁判可以通过回放来做出更好的判断，可以悄然通过耳麦给主裁判意见或提示。张雷或许也就改判，随后的争议恐怕也就不复存在。当然，这不是VAR助理裁判的职责，所以，“替罪羊”压根就找不到VAR助理裁判身上。

可问题就在于此：如同先前的U23球员争议，作为“四官”，执行的只是足球普遍规则，U23政策是中国足协特殊拟定的，不在普遍规则范围内。所以，“四官”按照换人规则确认后进行换人，做法正确。至于场上是否有U23球员、球队是否执行了U23规则？并不在其职责范围内。因而，出现问题，也不能将“锅”甩给四官。但是，如果责任心稍微强一些，即多问一句“怎么把U23球员换下来了”作为提醒，或许随后的争议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就好比近日网上热议的“南京120热线事件”，南京120热线接线员在接到求助电话后，因为无法获得求救者的有效信息，调度员随即查看来电定位系统，大致锁定来电者的所在范围、并立即联系警方，进一步确认来电位置，随后，急救人员成功找到患者并进行救治。全网为调度接线员的态度与操作点赞，并称这才是120该有的模样！

那么，中超联赛中的每一名裁判员包括其他工作人员，如果能像南京120接线员那样多一份“责任心”、多一份“职业素养”，或许整个中超联赛可以变得完全不同。毕竟，搞好中超联赛，不只是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或者球员单方面、某一个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