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伯：巴萨传承与中国足球困境，有同一种解释

文/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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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科学研究者充满敬意。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这可能和我一个未遂的梦想有关。

大学时代，我很早就摆脱了中国外语院校机械填鸭式的教学模式，自己去寻找教材，读的最多的是外文社科书籍。那个年代国外公益机构会给中国大学捐赠书籍，但明显马虎仓促，有些书重复率极高，估计是把能收集到的或者卖不完的都送来了。为了清理库存，中国大学的图书馆定期会把重复的书籍贱价卖掉，原价几十美元的书，人民币10元就能买到。

我就这样走进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门槛，最初并没有成为学者的目的，而是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去学习外语。多年后我前往巴西采访世界杯，在网上购买了一本关于巴西的人类学著作《远逝的天堂》，拿到手一看作者名字柯达克很眼熟，这才想起我的人类学入门课就是他写给美国学生的《人之镜：文化人类学简明概论》。

这段学习经历让我日后很容易和社科学者建立友谊，我钦佩他们的专研和专业，他们也能够从我颇显业余的观察和陈述中得到一些互动性质的娱乐，就像一个职业球员和球迷聊足球一样。

那么，我自己为什么没有走上社科学者这条路？

这曾经是一个梦想，一度曾是具体的目标。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我越发沉浸在社科世界里，就越发不可避免地感觉到一种工业化的压抑。对我来说，所有的求知行为最终都是为了形成一种更加成熟的个人世界观，然而，如果成为社科学者，尤其是美国学术系统里的社科学者，很多时候需要首先在某个极为细小、细分的领域里去完成一项任务，也就是说，成为学术工业机器上的一个工作员。

我也曾和法国学者友人聊过这份担忧。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但可以去欧洲，欧洲学术氛围更概念化，和美国系统有所不同。这份解释同样没有完全打消我的疑虑。

那是一个所有人都在面临人生选择的年龄，生活像是有着若干种可能性，任何一种选择又都将意味着和若干种可能性从此分道扬镳。有的人会更喜欢在一个既定的系统里扮演一个分子，拥有一个细分的位置不会造成局促，反而是安全和满足，有的人例如我，想要的首先是不受任何一种系统的束缚，很难愿意接受在一个细分的空间里停留，因为每一刻的好奇都属于墙外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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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关于所有和局部的焦虑，同样反射到了我的足球记者历程中。

我一直想做一个国际足球记者。准确地说，是一个视野涵盖欧洲和南美足球的记者。欧洲联赛汇聚了世界足球的财富和精英，南美代表着自然和梦想。

当我以报道意甲开始记者生涯的时候，我无法满足仅仅成为一个意甲专家。在完成意甲报道工作之余，总是会坚持补习其他国家足球的讯息。久而久之，我对整体和局部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意大利各地进行过深入的旅行和探访以后，我明白那种一根筋地想要看到全局和整体的想法是错误的，每一个局部都可能自成一个世界、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俱乐部、一个球迷群体。

我的野心和自我要求并没有改变，而是看问题的视角发生了改变。

如果说我在年少时期的焦虑更多是由世界观引发的，在经历过实践之后，方法论成为了我更多关注的事情。现在我明白，要想真正了解一个国家的足球，首先需要掌握语言，其次要有实地旅行以及和当地人（同行、球迷）足够多的交流，最后还需要关注该国内部的足球地缘关系，尽可能多关注不同的区域。

例如在巴西，一场南方的格雷米奥vs巴西国际“GRENAL”德比大战，和一场北方的塞阿拉vs福塔莱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氛围和概念。北方的德比热烈但也欢快，两队甚至会有各自的美女啦啦队争奇斗艳，南方的“GRENAL”德比就像是阿根廷的河床vs博卡，或者是意大利的罗马德比，球队之间拥有超强的敌意，场内场外纯粹是个火药桶。

也就是说，要想真正实现视野覆盖欧洲南美足球，绝对不可能有一本书、一个网站、一份报纸让你获得应有尽有的消息，而是需要带着一个接一个攻克、持续更新的恒心，才有可能实现一国又一国的渐次通关。

反过来看，我当初对人文学科的工业化细分感到的恐惧或许也是夸张和多余的。如果我真的希望成为一个视野开阔的跨学科学者，同样需要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局部分工也可以是方法论的准备期和训练期。当然，那样的难度要比成为一个了解南美和欧洲的足球记者大很多，可能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焦虑，而是我的野心和信心本就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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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的巴萨在伯纳乌4比0大胜皇马。放在半年前，谁能相信一支球队在短短几个月间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皇马仍会赢得本赛季西甲冠军，但却带着这份0比4的耻辱；巴萨无法问鼎本赛季西甲，却为下赛季积累了巨大的自信。

我在《马卡报》上注意到了巴塞罗那前主帅费雷尔对哈维的评价。他认为巴塞罗那的足球不应该被称为克鲁伊夫哲学，更准确的应该是荷兰足球理念在巴萨的不断发展演化。克鲁伊夫在70年代把荷兰足球带到了巴萨，90年代执教奠定了巴萨的风格基础，强调控球和跑位，强调进攻时一环扣一环的“岛链攻势”，之后的每一个主教练都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个人印记。

例如哈维的足球就和前几任包括瓜迪奥拉都不太一样，哈维的球队进攻方式更直接。尤其是在上任初期遇到困难后，哈维从对位置的强调转为增加对空间的利用，球队更靠后，由守转攻更致命，登贝莱在右路扮演了全能攻击手的角色。

这里其实也涉及到前面的整体和局部话题。巴塞罗那整整30年坚持一种既定的风格，成绩好的时候受人肯定，成绩不好的时候也被骂得很惨。既定风格既提供了好处和战绩，同时也时常成为麻烦，例如一些好球员到了巴萨怎么也无法适应。

反过来，又有多少人真的可以深入研究世界足球大多数流派并形成一种自己的风格？特拉帕托尼、里皮和卡佩罗都是喜欢尝试各种新潮阵型的教练，但是他们的足球都是意大利足球，防守为先的足球。

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萨的足球传承其实方便了像瓜迪奥拉、哈维这样的前球员成为教练。他们太熟悉巴萨独有的风格基础，同时凭借多年的球员经验、包括在别处闯荡的经历，又给巴萨的原有风格注入了新内容、进行了更适应当下足球环境的调整。对局部的专注同样可以营造一个广阔的空间，实现富有包容性的成绩。

我认为这一点同样可以解释中国足球为什么越来越差。大多数足球教练可能和多年前站在人生路口的我一样，误以为自己有可能综合全面地学到世界足球各种流派的内容，却从未有人做到对其中一种进行最扎实深入的钻研。到最后，对一切的认识都是泛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