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体坛的“反叛者”，会动摇传统体育的经营逻辑吗

一个幽灵，一个“精英永居-封闭主义-自产自销-另立中央”的幽灵，在欧洲大陆游荡着。

事实上，关于成立“欧超”这件事，皇马和巴萨曾经成功过，在整整二十年前。

世纪之交，出于对自身地位和电视转播收益分配的不满，欧洲大陆最重要、最顶尖的9家篮球俱乐部不但决定另起炉灶，还通过FIBA在法律程序上的漏洞“抢”下了“欧洲联赛”（EuroLeague）这个称号，最终倒逼国际篮联在与“叛变者”分庭抗礼了短短一个赛季之后，就不得不选择接受合并，形成了如今大家所谓“篮球欧冠”的欧洲篮球联赛。

在这样一个民间自发组成的欧洲篮球最高赛事中，有11个长期授权名额。从某种意义上，它们象征着欧洲最强大、最重要、最悠久的篮球势力。同时，这11家俱乐部也是欧洲篮球联赛的股东执行董事会成员，享有对赛事的集体最高决策权。

而其中的两家，叫做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

就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誓死不退欧超、与欧足联叫板到底的三家球会中的两家。

阳光底下，哪有什么新鲜事儿呢？

价值的逻辑

在二十年前，这样的操作确实是新鲜的。篮球欧冠（及其背后的私营经济实体：欧洲篮球联赛商业资产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以及国际篮联最终的妥协，堪称对传统欧洲体育经营模式的重大突破。

国际篮联-篮球欧冠这样的国家-俱乐部二元分立结构，不但明晰了FIBA的权责边界，同时使俱乐部们获得了极大的经营自主权。也正是在篮球欧冠成立后，欧洲篮球蓬勃发展，竞技水平和商业价值不断跃升，成为了篮球项目上欧洲追赶美国的一张王牌。

一言以蔽之，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干好都是自己的。

在展开接下来的叙述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个问题：职业体育赛事的核心价值，究竟出自哪里？显然，如果将观赏型的职业体育看作视听娱乐产业的一个分支，那么，它的核心价值与影视音乐、歌舞技艺等项目在本质是一致的：优秀的表演质量。进一步的，优秀的表演质量通常意味着最强的人才搭配。

（职业体育竞演可以看成视听娱乐业的一个分支）

那么在体育竞演中，如何判定某一项赛事是拥有最强人才阵容和最优竞技内容的最高价值赛事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以足球为例，我们的社会如今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育赛事管理和组织体系，在某一个范围内由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它会设置完善的规则、制定框架化的体系，通过系统的选拔机制将该范围内最好的队伍汇聚在一起，并且加之以自己的权威性背书。那么显而易见，这样的比赛应该就是这个区域内具有最高价值的体育赛事，比如世界杯和欧冠。

或者简单来说，权威的官方管理机构，以自己多年以来形成的声望和专业度进行授权，得到认可的赛事，就是“公认”的最高价值赛事。

逻辑很圆满，对吗？

但是，这个逻辑，其实从根上就是可以被挑战、甚至被推翻的。

即，这个所谓的“授权认可”，真的重要吗？

其实，如果我们回溯职业体育发展的百年历史，尤其是从一战时期开始的现代化，不难看出，职业体育的生长逻辑实际是自下而上的。具体来讲，体育项目的普及、体育人才的涌现、体育市场的繁荣，自发式地推动了体育赛事整体水平的提高，进而才催生出了专业的管理组织机构。

换句话说，是因为赛事参与者的承认，才有了官方机构的权威性；而并不是因为官方机构的权威性，才有了对赛事参与者的认可。

不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某一天，某个体育项目全世界最强的选手们跑到某个地方进行没有任何官方机构承认的比赛，而他们脱离的组织只能从余下的三流选手中组织比赛，你觉得，哪个的关注度和商业价值会更高一些呢？

事实上，这样的极端假设已经有了现实版的例证：ICC国际冠军杯。这个由美国体育经纪公司一手打造、没有任何“传统”竞技价值的纯商业赛事，在以中美主要城市为核心的重点新兴市场却取得了远超预期的商业回报。

（没有任何传统竞技价值的国际冠军杯却成为足球商业的一匹黑马）

创办第二年，ICC在美国安娜堡举办的曼联vs利物浦的“双红会”就单场收获了10万+的现场观众。要知道，即使在密歇根州内，安娜堡的城市规模也只排在第六，主城区人口甚至只有刚过11万。

2019年，国际冠军杯更是全面开花，不仅实现了中国场均7万+、新加坡场均5万+的到场人数，屡创新高；更在社交媒体和赛事转播方面完成跨越，社媒互动和视频浏览人数暴涨200%，ESPN的转播数据也翻了一倍有余（127%）。

这些数字无疑会给以弗洛伦蒂诺为代表的豪强掌门巨大的感官刺激，如果这些纯粹玩票的比赛都能带来如此高额的商业回报，那为什么不把这些比赛正规化、本土化、自营化，去做更大的蛋糕呢？

（新冠肆虐之下，大家都缺钱）

当然，需要看到的是，除了商业价值，体育还有其难以替代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而这也是体育能够不同于其它娱乐产业、在全球化视角中获取最大范围情感共鸣的内核。说得通俗一点，有些事情，不是能用钱多钱少来衡量的。

只不过，在新冠疫情如此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当下，钱的份量也正在变得愈发紧要。当欧洲传统的体育商业模式已经明显触到了天花板，越来越多的体育项目都开始积极寻求新的出路。

此时，权威机构的管辖在他们看来就与“拦路抢劫”的中间商无异了。这也导致了哪怕困难重重阻力巨大，依然不断有人前赴后继地挑战既有的框架、试图另起炉灶，自己说了算。

这其中的里程碑，就是ISL国际游泳联赛（International Swimming League）。

儿子的兴趣

2007年，一位冶金行业的大佬发现自己在参加儿子的青少年游泳比赛时无聊到想要自杀。他不差钱，一向都支持儿子的兴趣爱好。可是如果游泳比赛让观众感到这般乏味，那对于儿子的体育前途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于是，他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他要让游泳变得好看起来。

但这位巨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几年之后，他去美国加州参加已经上大学的儿子的游泳比赛，在和其它家长的闲聊中，他才意识到，原来在游泳上天赋异禀的年轻人常常会因为该项目惨淡的经济前景而草草退役。

他找到切入点了。

其实直到2017年，乌克兰亿万富豪康斯坦丁·格里戈里辛（Konstantin Grigorishin）在聊起他脑海中构想的职业游泳赛事的时候，还只是向媒体轻描淡写：“我就把这当成个慈善，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仅此而已。”

而到了2019年，当包括美国自由泳名将凯莱布·德莱塞（Caeleb Dressel）在内的近300名奥运级选手齐聚首届ISL的时候，所有人真切地意识到，“这玩意儿，会是一场大革命。”

ISL的思路简单到有些粗暴，最高的预算和奖金、最好的泳人、最优质的比赛、最华丽的包装，然后坐等顶尖运动员游出精彩激烈、可以与奥运会等量齐观的比赛。

（ISL就是要打造出最具观赏价值的游泳赛事）

取得成功的道路其实不必多么复杂，一个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思路，以及一个足够深的钱袋子就够了。而格里戈里辛恰好两者兼备。精英选手蜂拥而至，甚至会主动动用各自在游泳界的人脉希望加塞进入。而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曾经一言九鼎的国际泳联FINA，是如此得“徒有其表、不堪一击”，一旦丢失掉手下的顶尖选手，他们只是个空壳子。

和如今的欧足联一样，国际泳联的反制接踵而来。面对ISL主动示好的谈判请求，国际泳联甚至贪得无厌地开出了“要求赛事所有权、冠名权，以及5000万美元授权费”的无理条件，这直接导致了双方彻底翻脸。FINA一度试图威胁要将所有ISL的参赛者执行禁赛。

（传统的体育最高管理机构是变革中最大的阻力）

于是，就有了那次著名的游泳运动员联合ISL集体指控国际泳联的反垄断诉讼。而国际泳联最终被判定确实存在垄断行为的败诉，本可以给这次足球欧超带来一些启示。

在欧超“两日维新”失败之时，很多媒体人就评论：以皇马尤文为首的“起义”在整个媒体公关环节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没能将大小俱乐部联合在一起，把欧足联树立成盘剥劫掠的反派角色；反而被欧足联抢占了先机，使得自己的形象变成不管小球队死活的冷血贵族。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次反叛的崩塌。

回到ISL，必须指出的是，在经历了欣欣向荣的首赛季后，新冠大流行打乱了所有计划。没有观众、赞助商缺位，都使得ISL在即将开始第三个赛季之时，也出现了工资和供应商费用拖欠的问题。但正如国际游泳联赛的美国转播商CBS表态的那样，这是一个正确且可行的模式，“最大的挑战只是时间。”

如今已身为联赛总裁的格里戈里辛也强调，ISL的商业开发进展喜人，最早在2022年即将实现收支平衡。事实上，格里戈里辛的儿子在读大学后退出泳坛了，而这位在商场纵横多年的寡头巨富却留在了职业游泳界，这当然说明，他已经看到了自己打造的这项赛事的光明“钱景”。

无论如何，相比于年收入将近6000万美元、却只愿意掏出400万作为赛事奖金（还是在ISL造成威胁之后）的国际泳联，ISL的努力不管最终成功与否，都是一次对职业体育固有体系的有力震慑和提醒。

换言之，与职业体育商业化、娱乐化进程所相伴共生的，必然是职业体育机制的重组。而在“精英封闭”体系在被从经济层面证伪之前，像欧超、ISL这样的“起义”，远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是最后一次

5月，就在足球欧超的风波还远没有散尽的时候，高尔夫界的消息接力般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一支有沙特阿拉伯背景的体育基金，正在寻求通过千万级的报价甚至加上赛事股份的邀约挖角全球最顶级的高尔夫球手，打造一个完全独立于现有体制的“高尔夫超级联赛”（Premier Golf League）。

如果一切顺利，这项赛事2022年9月就会正式启动。经过赛事方精挑细选的全世界最好的48名高球选手，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18站赛事，包括个人赛和团队赛，每站的奖金池不会少于1000万美元。

而根据ESPN、《高尔夫大师》和《每日电讯报》等多家媒体曝光，已经有数位世界排名前几的球手收到了该赛事的“创始成员”邀约，加盟费在2000-3000万不等。

旧秩序的反击之猛烈不难想象。美巡赛和欧巡赛迅速结成了攻守同盟，宣布所有执意参加“反叛联赛”的球员都会被从美巡和欧巡以及两者合作的莱德杯同时禁赛。PGA比国际泳联强的地方是，他们学会了软硬兼施，在威胁对球员进行制裁的同时向自己的赛事奖池特别增加了4000万美元。

由于疫情的影响，“高尔夫超级联赛”始终没有大张旗鼓地推进，仿佛所有谈判都是暗地里悄无声息完成的。而这很可能会给PGA一种胜利的错觉，《高尔夫大师》就在特写报道中提醒，说客们在PGA的总部周围如秃鹫般不肯散去，等待“反叛之火”死灰复燃的时刻，然后将PGA在高尔夫王座上的权力分而食之。

是的，无论是篮球欧冠、国际游泳联盟、高尔夫超级联赛还是足球欧超，如果我们进一步透视这些叛党的逻辑本源，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争夺，无不指向了这个项目的精英圈层的终极话语权。而话语权的直接展现，正是巨大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制度。某种意义上，起义的火种早已埋下，新冠疫情的暴发，只不过加速了权力更迭的进程。

权力和金钱，是人类社会引发不确定性的永恒变量。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新旧势力的交锋中，没有哪一方会轻易认输。曾经稳固的版图一经撬动，必然会招致更多的蠢蠢欲动、虎视眈眈。

（话语权的归属决定钱该怎么分）

在《纽约时报》那篇广为业界称道的“欧超瓦解”的特稿中，有这样极具情节感的描写。在48小时极限操作、以恩威并施的手段粉碎“欧超阴谋”后，欧足联主席切费林回到自己的家中，打开一瓶美酒，舒服地倒在沙发上，“享受属于胜利者的片刻的满足与宁静”。

切费林、以及其它体育项目高级管理组织的大佬都明白，这样的时刻不会太久，他们必须随时为下一次斗争，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