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 梁熙明
小小的中国足球,一时又成为中国社会承载负能量的热点。
中国足球某位名人在综艺节目上,与篮球界名人互喷口水,美其名曰“吐槽”,加上一把手上央视接受盘诘,以及中超中甲接连出现俱乐部关张散伙,在即将公布新赛季准入名单的时刻,面对天下大乱,中国足协明显失控,只得当起鸵鸟,再三押后联赛准入时间。
陈戌源应该算得上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倒霉的足协主席,近期远期,种种积累的矛盾,加上从未面对过的疫情,一齐爆雷,圈内的不服他,圈外的攻击他,一把手可谓掉进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
事实证明,始于90年代初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完完全全地失败了。中国体育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项目,像足球这样,失败得如此彻底。
竞技上,国字号成绩大幅度退步,一线队跌至亚洲三流,啃不动以往冲两位数进球的菲律宾,国青国少十多年进不去世界大赛,而且连亚锦赛决赛圈也进不去。
经营上,多家俱乐部大面积亏损,足球被视为经济黑洞,社会各阶层唯恐避之不及,足球运动员,被公众默认的形象是拿着天价高薪,踢着臭球,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此次江苏队散伙,即使球员遭受欠薪,合理合法抗争,也难得到社会舆论同情。
人才储备上,一线力量与后备力量均消耗殆尽,2005世青赛一代,甚至年过四旬的郑智竟然还在坚持,足协只能寄希望于与中国毫无渊源、甚至毫无血缘的归化球员。
当初职业化,是因为单凭足球界自身,已难以为继。1992红山口会议启动职业改革之前,中国足球处于无足协主席、无国家队、更无国足主帅的三无停摆局面,中国足球没钱,没人,没动力,确实需要外来因素进行刺激。
这种情况下,希望职业化形成“社会办足球”,举国体制甩掉足球这个沉重包袱,并且通过职业环境的激烈竞争,将懒散的中国球员从“要我练”刺激成为“我要练”,进而提高竞技水平。
然而,从1994职业联赛启动至今,这种设想完全落空,而且起到了反作用——职业化导致急功近利,青训土壤被大幅破坏,缺乏足够的青年球员成长,一线主力人数稀少,成为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这就使他们身价猛涨,有恃无恐,队内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形成事实上的“球霸”。
刚刚去世的迟尚斌大帅,生平就经历了中国足球的这种急剧转型。执教大连,当外出喝酒的球员被抓住时,满身酒气还敢反问:想不想干了?执教深圳,队中纪律形同废纸,主力根本不在乎罚款,甚至扬言谁敢罚款砸他家玻璃,在球霸们露骨的一场又一场的放水下,俱乐部终于受不了,向球霸投降,以迟尚斌下课结束这场闹剧。
西方职业足球,有没有主帅球员之间闹矛盾,球霸“做教练”的现象?当然,在大量假黑泛滥的西方职业足球圈,这也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是欧美后备土壤雄厚,有大量青训球员可供提拔,对主力形成挑战。出现将帅矛盾,基本就看主帅大力提拔的年轻球员,能否威胁到主力位置,取而代之。五大联赛一些著名教练,如温格、范加尔、贝尼特斯,素以喜爱后晋、狂热提拔年轻人闻名,本质上,这也是控制球队的一种必要。
说到底,西方是因为后备土壤雄厚,形成金字塔机制,一名顶级职业球员,身下是几百甚至上千名在各级青训中被淘汰的“普通人”。而中国职业足球,非但没能形成这种机制,反而将原先举国体制下的三级体系砍掉,使得土壤更加贫瘠,最终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