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出版的书稿 让我成为《体坛周报》最忠诚粉丝
《体坛周报》创刊三十年，编辑约稿让我聊一聊自己和《体坛周报》的故事。拖了好几天没有下笔，不是没有东西可写，而是可写的东西太多：
1988年《体坛周报》创刊的时候，正是18岁的我在大学中开始认真踢足球、喜欢足球的时候； 2018年，我已经从《体坛周报》的普通读者，经过《体坛周报》最忠实的读者、作者、特约记者的磨练，成为了体坛传媒俄罗斯世界杯报道团的一名正式成员。
弹指三十年，中国已经从纸媒时代经过PC互联网时代之后，跨入了移动互联时代，变化极大；《体坛周报》也从简单的一张报纸，发展成为了多领域多方向前进的体坛传媒集团，故事极多；而我，也从一名军校大学生成长为一名中校军官，接着又转型成为了一名职业体育写手，感慨极多。
三十年的变化，三十年的故事，三十年的感慨，想在一篇文章中写就，真的不知道如何下笔了。
作业肯定是要按时交的。于是，我试图用情报学中最简单的概括归纳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寻找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体坛周报》为什么三十年来能够一直对我拥有魔法般的吸引力。
方法对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无论是大学中看《体坛周报》的时候，还是后来手持《体坛周报》的名片报道北京奥运会、里约奥运会、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甚至平时想到每一位《体坛周报》的朋友时，我头脑中回荡的只有一个关键词：专业！
三十年，《体坛周报》不变的是对体育新闻的专业态度；三十年，我不变的是对他们这份执着的敬佩。所以，就写写自己因为“专业”而与《体坛周报》结缘的故事吧！
作为八十年代中后期“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中的一员，进入大学好久之后，有了标准的足球场，更有了可以挥霍的时间，我才真正体味到了天下第一运动的魅力——随着1990世界杯的渐行渐近， 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书、即将升入大学四年级的我，成为了标准的伪球迷：由于自己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真正喜欢上场踢球，而且在场上踢人的时候绝对比踢球的时候要多，所以，本人对足球的技战术那绝对是不懂的；不过，由于自己的专业是信息搜集，而且学院图书馆里的外文资料那是相当的多，因此，对外国球星的轶事那是非常了解的，尤其是有关马拉多纳和荷兰三剑客的一切！所以，对外国球星绝对比对中国球星兴趣大，这一标准伪球迷的特点，在我的身上那是相当明显的。
敢于自称伪球迷，自然要尽量多的了解自己喜欢的球队和球星。学院的外文资料虽好，但毕竟全部是英语的，对于我一个学俄语的大学生，那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看国内最新足球报道就成为了一个业余爱好。记得那个时候，国家体委办的《中国体育报》虽然也写足球，但专业写足球的报纸，却都是地方性的报纸：广州有《足球》报、天津有《球迷》报、长沙有《体坛周报》。
学院的图书馆里只有《中国体育报》，专业的中文足球报纸，就只能是到南京市里的报摊上找了。还好，那个时候报纸的价格也就等同一支冰糕，才几毛钱，对于我们这些每月有几十块钱津贴收入的未来军官而言，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支出。可是，想及时买到最新的报纸，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报摊上的报纸，都是老板自己出钱订阅的，那是要占压资金的。所以，这种体育类的报纸，每个报摊道通常也就十份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去晚了，报纸就没了！
在所有这些足球类报纸中，最难买的就是长沙的《体坛周报》！因为，与我同龄的很多南京地方大学的学生，那是翘课都要去买这张报纸的。
现在，已经记不清第一张《体坛周报》是什么时候读到了：有可能是在南京报摊买到的，也有可能是在同学马德兴那里看到的——他很早就在给各家足球类报纸写稿，所以他那里有很多足球类报纸的样刊。
不过，现在肯定记得《体坛周报》的第一印象：版式工工整整、文章凝重无比。说实话，第一次拿到《体坛周报》，就被其形式和内容吸引了：虽然足球吸引我的是速度和激情，但在读足球报道时，我却喜欢那种无数细节和数据堆砌在一起的内在逻辑，简单地说，我喜欢《体坛周报》的专业深度。
在《体坛周报》的伴随下，在军校学员队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下，意大利世界杯成为我了解世界足球的第一个立体窗口：各国球星奔跑穿越之时，身后留下的却是《体坛周报》为他们印上的文字之影。
91年军校毕业之后，可供自己挥霍的业余时间更多了。于是，经过92年欧洲杯丹麦童话的洗礼，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成为我人生中最疯狂的一届世界杯：白天随手翻翻《体坛周报》，熟悉一下各路明星的最新动态，晚上则一瓶啤酒、一桶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坚持看完三场比赛。结果，那届世界杯所有52场比赛，我是场场不拉：即使美国队与瑞士队之间的小组赛，号称了那届世界杯上最无聊的一场比赛，但我仍然从中找到了查普伊萨特与拉拉斯对抗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大部分是通过阅读《体坛周报》之后，因为熟悉各路球星才拥有的快乐。有趣的是，2018年世界杯期间，我竟然在莫斯科红场边上的四季饭店里邂逅了拉拉斯，但无论如何，却也不能把那个曾经的山羊胡小伙，和眼前俊俏的中年人联系到一起了。
九四年美国世界杯，疯狂的不止我，疯狂的还有因职业联赛开始后疯狂的中国足球——不仅遍地开始出现足球学校，足球媒体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渐次冒了出来：央视开播地体育频道，中国足协出了《中国足球报》，北京有了《北京足球报》，辽宁有了《球报》，甚至河北都有了一份《体育生活报》……
之所以对这些现在已经消失了足球报纸那么熟悉，只是因为，我当时已经不满足于只当一个足球看客，我想让自己的想法也变成铅字。 独自看球对于一个球迷而言是痛苦的，而对于一个会码字、会翻译的球迷而言，不让自己的见解变成铅字，也是痛苦的。因此，我与足球相关的文字，相继出现了《北京足球报》、《体育参考报》、《体育生活报》上……
是的，我没敢给《体坛周报》投稿。因为，我认为他们太专业了，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笔力可以所及的！毕竟，每次扫一眼《体坛周报》头版的标题，对于我而言，都是一个体味中国文字之美的机会。
1995年，随代表团在国外学习数月，偶然得到了一本俄国人出版的加林查自传《绿茵场上的小鸟》，细读起来非常有趣，于是回国后，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出来，成稿大约八万多字。
手中有了《绿茵场上的小鸟》的译稿之后，我决定按顺序给《球报》、《足球》报和《体坛周报》打电话，咨询投稿事宜。当时，我没有给《球迷》报投稿的打算，因为，我认为那里是老同学马德兴的势力范围：在大学的时候，马德兴同学就已经是《球迷》报非常欣赏的著名体育写手了。记得大四的时候，普通人的工资也就百八十块钱，但他已经花费七百多块人民币订阅了N多国外的足球资料了。他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伪球迷，所以，学院特批给他的一间小体育资料室，我是同学中唯一可以随便出入的。
我先打的《球报》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很是随意地告诉我，这是办公室的电话，你要找的应当是编辑。她说的很对，那确实是办公室的电话，因为，我在电话中听到了旁边人嘻哈聊天说话的声音。
我没有找《球报》编辑部的人，直接挂断电话后开始打《足球》报的电话，接电话的应当是一位男士，他一口的官腔，所以，没等他对我的描述产生厌烦，我就主动挂断了电话。
打《体坛周报》的电话时，我已不报什么希望了：我眼中最需要内容支撑的报纸都不要我的内容，《体坛周报》这么专业的报纸，应当也不会对我这个菜鸟手中的加林查——这位绿茵场上的小鸟——感兴趣了。
然而，柳暗花明处，真的会有峰回路转一说的：一位李姓编辑接的我的电话，在耐心询问了译稿的一些细节以及我的简要信息之后，他决定让我先把稿子寄给他看看，如果质量还可以的话，可以考虑在《体坛周报》所办的《射门》杂志上发表。
我兴冲冲地到邮局把一大包手抄稿寄往了长沙：那时还没有电脑，也没有邮箱，所有的稿子都是手写的。
然而，还没有等到译稿发表，我就接到了再次出国的任务，这一走一回，基本上就消耗到了将近五年的时光。期间，我间或得知：由于联系不上我，更由于《射门》杂志停办，《绿茵场上的小鸟》并没有发表。不过，幸运的是，即使在国外学习的时候，我偶尔也能读到《体坛周报》：上级会定期给我们这些长时间在外学习的年轻人发来一些中文书报，而负责此事的人员当中有位体育迷，他竟然会把多期破旧的《体坛周报》也随着一堆期刊杂志、书籍一起让人带到国外！而我自己，由于身处国外，不仅随手就可以买到俄国人出版的专业足球杂志及书籍，偶尔还能接触到俄罗斯军方专业的足球人士，因此，看到足球方面的长效选题——历史性的趣味故事，我就会在业余时间随手翻译出来，用国际平信的方式寄到长沙……至于文章发没发表，我是不在乎的：翻译文章寄往长沙，是我向自己最喜欢的专业报纸致敬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