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熊曝出信息并非违禁服药 新媒体节操线在哪？

在新媒体已经席卷媒体市场，基本取代日薄西山的传统媒体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手段的当下，新媒体的节操线应该划到哪里？

这些天，一直在关注俄罗斯黑客小组“魔幻熊”盗取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信息的事情。事件具体内容，新闻已经报得足够多了，在这篇评论里我就不细细展开了。在这里我更想展开的问题是：在新媒体已经席卷媒体市场，基本取代日薄西山的传统媒体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手段的当下，新媒体的节操线应该划到哪里？

比如，我想问一问读者们：你们认为，“魔幻熊”爆出来的这些信息，是否意味着欧美运动员在使用禁药，而且被世界反兴奋剂组织阴谋掩盖？如果你的答案是“yes”，那么很遗憾，你已经被一些没节操的新媒体账号洗脑了，因为这不是事实：“魔幻熊”爆出来的只是这些运动员申请了“医疗使用豁免”，他们的药检阳性因此根本不被认为是服用了反兴奋剂意义上的禁药。

同样，如果你认为孙杨使用治疗心脏病的禁药而被禁赛，西方运动员同样使用禁药却被“医疗使用豁免”是一种不公平，你也可能已经着了新媒体的道。事实是：孙杨使用禁药未经“医疗使用豁免”的合法程序，最后的抗辩也是因为中国的兴奋剂手册未及时更新导致误用，才争取到了宽大处理，这和西方运动员通过“合法程序（due process）”拿到“医疗使用豁免”并使用相关药物，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至于这种“合法程序”是不是存在制度漏洞，那又是另外一个维度。事实上，“魔幻熊”的这次黑客行为，已经引起了体育界对“医疗使用豁免”制度的大讨论。人们意识到，这一制度可能会被一些不诚实的运动员滥用：毕竟，提交“医疗使用豁免”的现有程序中，监管并不严格，而且通过的比率也不低；虽然有四项批准“医疗使用豁免”的原则，但实际上却很少起到指导作用；比如原则规定“所使用药物不能对运动员成绩有显著提高”，但实际上顶级运动员并不需要“显著改善”，只要有轻微的进步，就足以从地狱到天堂。

大数据也在帮我们分析这种制度的弊端：以美国棒球为例，每年大联盟有100名以上的球员获得“医疗使用豁免”，以使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这些球员占大联盟球员总数的比率是10%，而普通人群中多动症的比率是多少呢？只有4%到6%（《经济学人》的数据则说棒球大联盟的多动症比率是普通人群的三倍。）难道运动员特别容易罹患多动症？这并非没有可能，但需要翔实的数据和研究支撑。否则，就难免让吃瓜群众起疑心。

再比如，哮喘。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全球18岁到45的适龄人群罹患哮喘的比率是4.3%。然而，在参加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运动员中，申请此类“医疗使用豁免”的运动员比率是5.2%，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比率是5.7%……是运动员长期训练容易诱发哮喘？是长期暴露在有污染的空气中容易诱发哮喘？依然有可能，但这同样需要翔实的数据和研究支撑，否则瓜田李下的嫌疑依然难以避免。

但讨论制度漏洞的存在，决不能就此偷换成这样一种认识——申请“医疗使用豁免”的人都是使用禁药的骗子，西方运动员大规模使用禁药已经得到证明。说实话，“大规模使用禁药”这事有可能是真的，但至少现在这些证据还绝不足以证明。同样，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呼吁俄罗斯制止黑客继续曝光名单也不是中文新媒体所渲染的“气急败坏”或者“被打脸”，而是在顾虑运动员隐私。反兴奋剂是一种价值，运动员隐私同样是一种价值，两种同样有价值的东西是需要权衡考虑的，这也正是“医疗使用豁免”制度改革的难点所在。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是什么让我们的读者有了以上种种、如此之多的错误印象呢？我们各种微信公号、微博账号等新媒体、自媒体在塑造、传播这一切误解和偏见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是不是为了一点点流量、点击率、评论数转发数，已经放弃了媒体应该有的公平、中立和客观呢？

我相信，很多自媒体新媒体的内容生产人员，并非真的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他们知道，发布极端的消息和观点，才最容易得到观众热烈回应，才有更多人点击，才有更多流量，才有更多评论和转发，而这一切一切都是KPI，都与钱联系在一起。为了钱、名声和单纯的被关注，他们愿意去迎合疯狂的大众，说他们想听到的，而不愿去诉诸理性的思考。

事实上，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了。自新媒体时代到来之后，这就已经是反复重演的故事。在这里，我不是说传统媒体完美无缺。在中国特殊的媒体环境中，传统媒体过去有、现在也有很多的缺陷，有些甚至比新媒体更夸张。尤其是在新媒体崛起后，传统媒体为了争夺那可怜的一点市场蛋糕，也早已走向了标题党、为了点击率而战的道路。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新媒体与社交媒体结合的特性，就决定了观点的极化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全球同此凉热。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我们人类究竟会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