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一帆欧洲杯日志（五）：翻越塔特罗山和巴别塔

体坛+特派记者武一帆发自里尔

     你有没有被别人家的国歌感动过？当斯洛伐克国歌在里尔球场响起时，我看到身旁的荷兰裔法国小伙子翕动着嘴唇，极力想跟上旋律。我猜，如果他知道歌词，一定放声唱出来。我们可能都属于容易被音乐感动的类型。可能是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王菲的《Eyes On Me》或是Lacrimosa的《Warum so tief》，在露天停车场里，让一个人扶着方向盘默默抽泣，辜负那美好的下午天气。

     斯洛伐克的国歌名为《塔特罗山上的闪电》。这是一首旋律雄浑单调，歌词言简意赅的合唱曲。歌词源自十九世纪斯洛伐克民族觉醒运动中一个年轻学生创作的诗，曲调则来自一首叫做《她在挖一口井》的民歌。很难解释这样一首表达少年暗恋之情的小调，为什么会听起来如此沉重而伤感。可能这样在强权夹缝生存中的民族，生来即为弱者的命运让他们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

     或许达尼也在他们中间。8年多以前，我在西班牙萨拉曼卡的一家私立语言学校开始留洋生活，在那里认识了达尼。这个斯洛伐克人极瘦极高，长着一张应该叫“谢廖沙”或者“瓦洛佳”的斯拉夫脸庞。他给校长——一个壮硕、不修边幅且吝啬的苏格兰女人打些零工，免费上课，换学生居留。上午课间，他会在狭窄的走廊里摆两张桌子，供应简朴的早餐，熟练而殷勤地给同学们服务，找零、倒咖啡。他寡言、幽默又精明，很受欢迎。他喜欢大家，又好像谁都不在乎。这里的学生多来自英国、德国、意大利、北欧和东亚。他是这里唯一的斯洛伐克人。曾有一个捷克女孩，在早餐桌边上与达尼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低声交谈。两人的神情不像在闲聊，像在商量如何在尽量不伤害彼此的前提下解除婚约。

     达尼后来离开学校，去了经济更景气的圣塞瓦斯蒂安。我后来几次去那座美丽的海滨城市，都盼望着能在路上偶遇那个斯洛伐克人。结果那一天，在里尔的球场外，我一下子看到了好几万达尼的同胞。他们自豪而愉悦，流利地用各种语言抒发着感情。“俄罗斯球迷不是流氓。那些专门来打架的人已经被赶走了。”一个人向我展示两国友谊的写照。“为什么要害怕？我昨天与一群俄罗斯人分享斯洛伐克啤酒，交换球衣。但我们今天还是会在球场上踢他们的屁股，就像当年把意大利人踢出世界杯那样。”

     球场周围的防暴警察很逍遥，一下午的工作就是举着盾牌和催泪瓦斯发射器和两国球迷合影。但里尔的警戒级别依然很高。一排举着自动步枪的阿兵哥堵在“欧洲站”门口，紧绷着肌肉。在回巴黎的火车上才听说，一列英国开过来的火车上，英格兰和威尔士球迷打得昏天黑地，直到夜里都让这座小城鸡犬不宁。“离老毛子远点！”好多人建议。不过我真的没看到什么“奥廖尔的屠夫”，只看到地铁站里挤着的人群里，一个矮小的俄罗斯女人抱着个小女孩，等着他的斯洛伐克丈夫买票回来。那状况绝谈不上秩序井然，没有德国、日本那样的等候队列，但大家都默默地挪动着，不抱怨也不微笑，翻越电光闪闪的塔特罗山……

     有100多万斯洛伐克人生活在海外。这是一个在那里都不强势的族群。他们比谁都清楚“适应”才是保持独立的最好办法。因此这些“少数民族”显得特别有语言天赋。我赞扬一位里尔的出租车司机英语讲得流利，反被对方质问：“为什么法国人就要会说英语？穿过海底隧道，那边就是英国，为什么他们不讲法语？”我表示赞同，承认自己在法国却不会讲法语，麻烦都是自找的。6年前在选修第3门外语时，我在德语和法语间犹豫良久，选择了前者。从实用角度出发，我显然选错了。因为在德国大城市使用英语，应该不会有这么多问题：洗衣房、车票、手机卡……

     埃弗里车站问询处的小姑娘惊恐地瞪着我，指指她的同伴，因为我拖长声音用英语问她“打印车票的机器在哪里”。她的同伴，一个戴眼镜，姿色普通的姑娘面带愁苦地打印车票，嘟囔着：“可我真的不会说英语。”西班牙语？德语？葡萄牙语？中国话？“中国话我会说两句。”她清清喉咙，用标准的汉语一字一顿地说：“对不起！妹妹！爱过吗？”轮到我瞪大了眼睛。哇喔，那肯定是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当然，在那无比充实的一天，伤害最大的不是这件事。里尔球场外坐着几个穿荷兰球衣的小子。里尔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荷兰人来凑个热闹本无可厚非。“你们的球队呢？”我问。他们反问：“你们的球队呢？世界杯？”全靠你了，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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