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奥运之父”魏纪中讲述中国奥运梦的历史故事
从梦到现实
孟繁旭：很多人称您叫做“中国奥运之父”，魏老的奥运梦，相信和中国的奥运梦是类似的吧？给我们说说历史吧。
魏纪中：要我说啊，奥运会对所有中国人来说，开始的时候绝对是一个梦，到后来才走进现实，不再是一个梦。最早的时候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奥运会，想当年第一个知道奥运会的是南开大学的校长，名字我都有点记不清楚了（编者按：张伯苓）。他1921年在一份报纸上写过一篇短文，“世界上有一个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参加？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在奥运会上取得一块奖牌？什么时候中国也能办奥运会？”
再后来，知道奥运会的人是张学良，当时伪满就利用了刘长春，也不清楚刘长春是不是运动员，反正就让他代表伪满去参加了1936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一举动就使得伪满在世界合法化了。后来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说不行，哪怕没钱我自己出钱也要让他代表中国去参赛，决不能代表伪满。可是那会已经报了名了，当时我们有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他费了很大周折，帮助张学良把刘长春的数据改了过来，最后刘长春代表中国去参加了那届奥运会，虽然没拿到成绩，但也是一个不小的突破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当时美国的政策开始承认中国，也同时承认了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这就变成了两个中国了，所以当时我们中国就退出了国际奥委会。其实这时候奥运会根本不是“梦”，到什么时候成为了“梦”呢，在中国进入了联合国以后，在1974年2月，当时邓小平同志临时出来主持工作，他就是分管体育的。有一天，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去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汇报完了，邓小平对王猛说，现在不是我们不承认国际奥委会就可以了，而是我们要进去进行斗争，恢复我们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之后我们开始去向国际奥委会反映，而那些委员们也都是一种声音，热烈欢迎我们回到国际奥委会当中，因为缺少了中国他们就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组织。但台湾的那些运动员们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奥委会也不能随便把他们开除了，当时这个问题很难决定。
1979年，当时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其中讲到，我们两岸同胞应友好交往等等。这时候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能不能在我们加入国际奥委会之后，让他们改个名、改个旗、改个歌之类的，这个想法也马上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批准，这个当时叫奥运模式，也就是“一国两制”的雏形，你看现在所有的国际组织都采用了这一方法。因此，在1979年10月，我们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同时台湾也用中华台北的名字留在了里面，两岸的运动员也可以进行友好地相处，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奥运会就变成了一个可实现的“中国梦”了。
申奥的故事
孟繁旭：魏老刚才这段话是最好的一个开场白，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中国奥运梦想的萌芽阶段， 1979年我们实现了第一个奥运梦想，下一步我们的梦想变成了什么呢？
魏纪中：下一个梦想，我们就是希望在奥运会拿到奖牌了。但我们在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参加的是1980年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冬奥会，那次我们什么奖牌也没拿到，确实是因为实力相差太远。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我们中国派出了非常庞大的奥运代表团，当时射击选手许海峰就实现了我们中国奥运“零的突破”，而且在那届不止突破一块，一共获得了15块金牌。
再就是到中国怎么想到要申办奥运会，那还要讲回邓小平。1990年中国正在准备办亚运会，那年夏天，我们陪同邓小平同志考察亚运会设施的准备工作，当时走到现在奥体中心田径场的看台旁边，这个看台的一头可以看到奥体中心的全景，回头就是正在拔地而起的亚运村，邓小平同志当时看到非常高兴地说，“我们这个设施建设得很好，我看都够办奥运会啦。你们敢不敢申办一次奥运会？”
孟繁旭：面对这一重大课题，大家反应如何？
魏纪中：当时没有人敢出声，但是大家都记在心里。在亚运会闭幕那天，因为亚运会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从主席台走下去和各界同志握手，然后坐下来和当时国家体委的主要领导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话，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这个愿望啦？”但当时大家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行不行，最后就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小组，这个小组里不仅有北京市委、国家体委的，还有财政部、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发改委等有关人士，大家一起研究研究，看看究竟够不够条件申办，最后研究的结果是大家一致同意，行！把这个最终结果报呈给国务院，经过国务院批准，我们就开始了申办活动。
孟繁旭：那是在哪一年的几月？
魏纪中：应该是1992年初。当时的国际环境很不利，全世界都在议论中国，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但还是在1993年第一次申办选举中以2票之差落选。
孟繁旭：当时说您也认为那一次申办难度很大，虽然您以最大努力将差距缩短到2票，但落选后您依旧很自责？
魏纪中：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是负责和国际奥委会的委员讨论政治问题的，因为当时国际奥委会没把这个事仅仅当体育问题，而是当政治问题来看待。所以，当政治问题讨论时，一些西方的委员，包括一些拉美的委员都说，你们再等会儿吧，因为你们这个开放程度还不够。我记得有个奥委会委员还给我举个例子说，我到中国来访问时安排住在北京饭店贵宾楼，打一个国际长途还必须跑到楼底下去登记，付了钱还不行，还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接听再通知我，所以就说你们再等等吧。
孟繁旭：您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吗？
魏纪中：那当时确实有点惭愧，只能说对不起，我们邮电刚刚开通，还不太发达，不像你们国家可以随便打长途。说实在的，竞争非常激烈，所有的海外媒体每几天就要对你来一番“攻击”，当时面对记者的新闻发言人是我和吴建民，我们都领教过那些媒体的“攻击”，不过有些问题他比我回答的好，因为我还不太会用那些外交词汇。
回过头来再看，当时没有拿到举办权不是一件坏事，但为什么差2票我还感到内疚呢？因为当时老百姓对奥运会申办的期待太大了，那差的2票就伤了他们的心。记得1993年我们到摩纳哥去申办奥运会，后来的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是和我们一起去的，他帮助我们一起做那些吃住行的后勤工作，因为他当时是摩纳哥驻香港名誉领事，还有香港的霍英东先生等一些爱国人士又出钱又出力地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最后没有申办成功，不仅对内地百姓，也对香港同胞感到内疚。但男儿有泪不轻弹，很多人当时哭了，我并没有哭，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梦想，总有一天一定能够实现，因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
孟繁旭：当时的状态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理解，当时不是最好的北京，当时不是最好的中国，如果真的申办成功了，那一次未必是一个最好时机去向全世界展示北京、展示中国。您同意这另外一个角度的理解吗？
魏纪中：这个理解是在我们2008年成功以后反过来再看2000年而理解的，2000年时我们也自我感觉已经够好了，但2008年我们再看，如果2000年我们举办奥运会，达不到2008年那样的举办水平。
孟繁旭：回想的时候是觉得会越来越好，但当时已经觉得够好了，所以还是会觉得对不起大家，会很遗憾。那一次你的头衔是什么？
魏纪中：1993年我是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兼申办委员会秘书长，2001年我就变成申办顾问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不是中国奥委会的秘书长了，已经是中国体育产业董事长了。
孟繁旭：那您当时除了头衔的变化，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变化吗？比如1993年的时候您主要负责和媒体打交道， 还有什么吗？
魏纪中：还有对于所有关于政治方面问题的回答，但对于技术方面问题的回答主要是楼大鹏先生。
孟繁旭：我记得您当时还因为您的英文能力，2001年的时候帮大家改发言稿，稿件要字字推敲。
魏纪中：实际上，1993年的英法文发言稿都是我在做，到2001年时也是我在做，去年申办冬奥时还是我在做。
孟繁旭：您本身是学习法文的，那一直都是您在做英法文的发言稿，法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魏纪中：我的法文程度，稍微“吹”一点，本人曾经在法国法兰西学院文学院士的文章里挑出两个语法错误，我当时挑出来之后还写信给他，我感觉这个地方语法不对，但我也不知道是我对还是你对。人家挺好，回信说是你对，还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把他所有的著作都寄来了。我后来还凭着这封信，评上了高级职称，哈哈。
孟繁旭：法语是这种程度，那英文呢？
魏纪中：那和法语比较起来，英语不是太好，但我能看出哪些地方用词、语法的不好。
孟繁旭：2008年奥运会是一个成功的经历，如果回看和2000年申办时我们中国变得更好的状态下，2008年申办工作和之前比起来是不是比较顺利呢？
魏纪中：我们1993年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曾经有一个说法叫“五星邀五环”；到了我们2001年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人家外国人都说，现在是“五环邀五星”，这就足以说明变化的巨大。
孟繁旭：据说我们当时一到莫斯科，奥委会委员不请自到，直接先找北京代表团聊一聊，有这事吗？
魏纪中：有。有很多人1993年没有投票给我们的，怕我们记仇，所以到2001年他们主动来找我们说：“上次说你们没到时机，现在我告诉你们，时机到了。你放心吧，这回要投你们票了，别再记着我没投你们票了。”这样的人，大概有个十几个吧。
我们那会在莫斯科的一个大酒店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一个顾问的身份，不便到处去找人。因此我就选了一个大堂的角落，但那个角落是来往的人都能看到的，那边有咖啡、茶、酒，我坐在那不动，很多熟人就过来和我聊天，主要是一些有投票权的人，还有一些媒体朋友。特别其中还有一些曾经“刁难”过我的记者说：“现在你们有希望了。”
孟繁旭：您当时和记者打好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呢？
魏纪中：记者的话有时候对奥委会委员的影响很大。国际奥委会有一个惯例，每天要搜集世界主要媒体的报道，剪报然后印制成一本大概四五十页的册子发给每个委员，所以记者发表的文章，对他们进行各种判断的影响很大。
孟繁旭；我看出来了，这个酒店大堂成了您国际社交活动集中展示厅，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和各界人士“交朋友”。
魏纪中；我记得1993年申办奥运会时，有一个荷兰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海辛克，原来是柔道冠军，他跟团来北京访问时，我们跟他讨论过3次，每次都四五个小时，但最后还是没投给我们。到了2001年时，他第一个过来找我说：“这次没必要讨论了，肯定投给你们了。”
孟繁旭：有一个细节，713投票日结束后，应该是凯旋而归来迎接大家的鲜花和掌声，但是你当时是要求留在莫斯科，和各位委员交流一下，为什么呢？
魏纪中：很简单，我们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不是就为了办奥运会，我们的参与是希望奥运会能越办越好。当时萨马兰奇要在莫斯科选择他的继承人，罗格先生是首选，那么我们有义务来帮助罗格先生竞选，就像1980年我帮助萨马兰奇先生竞选一样，给他们一个印象：第一，中国是讲义气的；第二，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绝对不是就是为了办奥运会，我们是要全面地参与，为奥林匹克运动做贡献的。所以不仅我要求留下，后来中国奥委会委员也都留下了，我记得这是能代表我们一个态度的时刻。
孟繁旭：两次夏季奥运会的申办您都是主角，当2015年“北京”再次被国际奥组委念出的时候，2008已经变成2022了，北京冬奥委会又申办成功了。您上面提到1992年成立的那个研究小组，那我们这次冬奥的研究小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呢？
魏纪中： 2008年我们中国在北京先办了夏季奥运会，2014年我们中国在南京又办了青年奥运会，我们要申办冬季奥运会有两个目的，不仅是北京要办两次奥运会，而是我们中国要把所有奥运会都办，这一点往往被大家忽略。当时还有一个困难，因为冬季奥运会开始有点走向低潮了，很多国家都不愿意承办，在这时候，中国挺身而出来支持冬奥会，我们成功申办，就算不成功也要表现出我们的“大国情怀”。
最后事实证明，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到最后其他城市都退出申办了，就剩北京—张家口和阿拉木图了。哈萨克斯坦从现在看，也处在一个不太好的状况，结果上看它虽然就差4票，但过了一个礼拜它的货币贬值30％，这对它们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对于奥运会的承办也存在困难。所以后来有人说，还好是你们中国办了，这样奥组委就没有这样的危机了。
孟繁旭：如果哈萨克斯坦办的话，不仅自己操心，别人也都担心。
魏纪中：拿数字来说，办一届冬季奥运会，我们的两个预算，基本基础建设和组委会的预算加起来大概30亿美元，哈萨克斯坦的预算大概是40亿美元。我们14亿人口一平均，一个人才摊多少钱，哈萨克斯坦才几千万人口，而且，我们还有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场馆基础。
超出体育的意义
孟繁旭：听您这么一说，可能以前说中国的奥运不是梦，现在应该是奥运梦里不能没有中国。
魏纪中：现在中国的奥运梦是越做越好，而且可能实现的结果比我们的梦想还要好。
孟繁旭：您觉得奥运到底是什么呢？有时候有点“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味，举国努力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魏纪中：奥运会就是我们习近平主席常讲的，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和谐的世界，而奥运会就是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和谐的世界的典型。你再找不出一个像奥运会一样全世界参与的盛事，大家在此都平等，也没有任何政治纠纷，联合国还存在争吵呢，但在奥运会没有。这就证明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世界和平、和谐、合作、发展的新秩序，这种理念是可行的，我们通过办奥运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不是一个空想，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觉得奥运会超出体育的意义就在这。
孟繁旭：我们已经从一个申办成功、夺得多少块金牌的追求，放宽了眼界，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追求，变成了为世界在做一些贡献。
魏纪中：金牌是必要的。金牌对运动员来讲就是目标，一个不想拿金牌的运动员那当什么运动员；金牌对百姓来说也是需要的，百姓不会一天到晚老想着金牌，不过在奥运会期间是需要的。但奥运会最大的意义是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使得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要申办冬季奥运会了，全国马上就掀起了一股冬季运动项目的高潮，在北京及周围到处都是滑雪场，我在张家口的滑雪场还碰到很多香港同胞，他们还讲，过去是在冬天冒着严寒去哈尔滨看冰灯，现在也是冒着严寒到张家口来滑雪。这也可以看到，全国人家对于冬季体育运动的认识一下就提高了，不要总觉得盖个什么滑雪场、冰球馆仅仅是物质遗产，更多的还有精神遗产，物质遗产是会贬值的，但精神遗产则是会不断升值的。
孟繁旭：您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办一次奥运会，老百姓就会对一个项目充满了这么多热情？是距离近了吗？
魏纪中：不仅距离近了，另外体育运动越来越成为人们的需要，有了人们的需要才能有产业。
孟繁旭：马上奥运会就要开始了，您对那些没机会参加奥运的，或者现在期待着将来有机会参加奥运的运动员们有一些什么忠告？
魏纪中：我们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都是努力的，而且他们的觉悟不低，不要总觉得他们是为了奖金。老百姓对于奥运金牌的期待是热烈的，也是合理的，就是拿到了很高兴，只要尽了努力就算拿不到大家也都理解，关键就是政府不要为了金牌给运动员施加压力。
孟繁旭：但有时候可能压力不仅来自国家，来自管理者，也有运动员自己。
魏纪中：据我和运动员的接触，这种情况是极少的，运动员在竞赛的过程中，绝对不会考虑输了比赛会怎么样。我当了很多年中国奥委会秘书长，主要就是管运动员的生活，想吃什么都和我说，我记得当时有跳水运动员想吃茶叶蛋，我就每天给他们弄茶叶蛋吃，还有的喜欢吃鸡腿、口香糖、鱿鱼丝等等，我就是他们的大后勤，因此我经常会和他们聊天，记者总爱问他们比赛中是怎么想的，其实比赛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想。经济中有句话，合理的运行区间，我们对于奥运金牌的期望也要有一个合理的运行区间，不要用绝对数来看，在一定的区间里都是成功的。
孟繁旭：您觉得里约奥运会，中国合理的金牌区间是多少？
魏纪中：名次在前三就行了。
让体育产业升温
孟繁旭：如何理解“体育产业”这个词？
魏纪中：体育运动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体育事业，它更多是公益性事业，更多是该由政府支持，比如说全民健身、大众体育；另外就是体育产业，就是满足百姓对体育运动更高的需求。很多需求都是由低到高的，开始可能就是跑跑步、跳跳广场舞，基本上不怎么花钱，但到体育产业很多就是需要花钱的了，这个消费就是要满足更多的个人需求，有更多的选择性，还有更多的时尚性，就像滑雪现在变成一种时髦。
孟繁旭：您对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都有接触。
魏纪中：体育事业我是从1958年干到1997年，体育产业我是从1997年干到现在还在干。
孟繁旭：所以您将来的路线主要是发展体育产业了？
魏纪中：我都要80岁的人了，已经没什么路线了。现在还在工作，一个是凭自己的兴趣，一个就是社会的需要。个人的兴趣是永远存在的，但社会的需要是可以没有的，那到没有的那天，我也就自动、自愿地退出。
孟繁旭：前一段您提到中国体育产业时给下了一些定义，说到现在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震惊了很多人，并且也在不断提速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您觉得在这提速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魏纪中：人们对于市场，无论是需求侧和供给侧，都会有一些过度的反应。需求出现一点，好像这就缺了很大一块，然后资金就全流向这一块了；供给侧稍微多了一点，大家就都不去干了。这些以经济的角度来讲，就是市场反应过度，就好像石油，那会说要打仗了就蹭蹭涨了，石油价最高能到174，现在说好像各种新能源都出来了，石油价又唰唰跌到3 0了，这就是反应过度。
对于体育产业也是这样，中央有一个什么文件说，2025年中国体育产业的产值要达到5万亿，大家一听就都去了，但是这5万亿体育产值的需求绝对是建立在3亿人参加冰雪运动基础上的。
孟繁旭：您说过，如果做体育的话，请把它做成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而不是短线套利。
魏纪中：套利，就是小股民的思想。真正投资发展的投资者总是要从长期来看的，所谓长期至少5至10年，不可能达到100年的。
对里约充满信心
孟繁旭：巴西人民对于奥运会的反应，相比较2008年北京人民对于奥运会的支持度来说，那差的还不是一点。巴西有民众反映办奥运会掩盖了很多事情，也把一些原本正常的生活环境变得不那么自然了。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魏纪中：第一，对于里约奥运会的成功我充满信心，虽然它有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最后绝对会解决的；第二，它也有一个政府反应过度和民众反应过度的问题，要处理反应过度的问题就是需要我们用更理智的态度，不要用程序化的态度来对待。从表面上来看，巴西民众对于里约奥运会的支持率好像在下降，我认为，这个支持度从6、7月开始就会反弹，因为奥运会还是有一定的魅力的，而且巴西在奥运会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但现在奥运成绩的因素还没在民众心里占上风，大家想的更多的还是经济因素，但是临近奥运会的时候，因素就会此长彼消，我相信支持度就会上去。
孟繁旭：这么说来，现在里约奥运遇到的问题，原来悉尼、雅典都遇到过，比如削减预算，当时也都是逢凶化吉了，您刚刚所说的，是凭借这之前的经验，还是本身对里约的信心？
魏纪中：奥运会虽然开支很大，但是从政府来讲，还是能应付的，而且巴西的经济体制还不错，而且人民对国家的支持度和自豪感，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自动迸发出来。现在来讲，吵吵嚷嚷的人是少数，沉默的大多数还没发言呢，真等沉默的那些人出来说话，你再看可能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对里约奥运会还是充满信心的。
孟繁旭：那他们遇到过的问题，咱们遇到过吗？
魏纪中：我们也遇到过一点，但是时间和范围都比较小，因为我们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