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12：最浩大黑哨群体事件，数十名裁判退赃款
这是一段非常沉重的历史，沉重到总会看见龚建平那哀怨的眼神。
2001年甲B五鼠事件，震惊全国。这一年的11月10日下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30天后，中国将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加入WTO，可以让我们在一种更为公正、公平的环境下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
甲B五鼠显然不关注加入WTO的真正意义，他们依然装在各自的套子里，悍然发动严重践踏公正和公平的群体假球事件，最终导致一场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的黑哨大讨伐。
1996年之后，关于“黑哨”的讨伐声音已经很大。1998年9月27日，大连万达老板王健林因为足协杯输给辽宁队后，振臂高呼：“中国足球太黑了，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
原因很简单，王健林认为当值主裁判俞元聪执法不公，是“黑哨”。王健林冲冠一怒，大连球迷开始骚动。他们约好要集体到北京，在中国足协办公大楼前请愿。这件事情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高层，经过紧急磋商之后，国家体育总局要求中国足协重罚俞元聪。
于是，中国足协做出了对俞元聪停赛1年的处罚。看到这样的结果，大连球迷犹豫了，最终放弃了到北京请愿的做法。
2000年5月18日，北京国安客场打重庆，“官哨”惹怒了球迷，发生了群体性的骚乱。新华社赶写了内参，李岚清亲自批示。2001年成都五牛对四川绵阳的德比大战，后来被中国足协认定为假球，11：2的比分创下了中甲联赛假球放水纪录。除了这场球之外，还有三支球队在最后一轮卷入其中，演变成了史上最为著名的“甲B五鼠事件”。
黑哨群体，也因为甲B五鼠事件被逐渐曝光。
那时候，无论是甲A还是甲B，比赛中买通裁判和球员已是公开的秘密。俱乐部一般是通过职业中介与裁判取得联系，一般情况下为六万或者八万，关键场次二十万，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了35万。买通裁判，自然也少不了中间人和其他助理以及第四官员。那么，裁判如何在场上为给钱的一方谋利？手段很多，花样层出不穷。比如可给可不给的点球给了点球，不该吹越位的吹越位，等等。
当然，最为致命的是点球和越位。比赛中，最能够决定比赛结果的可能就是这两个方面。如何操作？裁判一般会在赛前估计一下两支球队的实力和主客队关系，如果两队实力相差太悬殊，裁判也不敢乱来，毕竟电视观众都盯着呢，而且都不是傻子。问题大多是在实力接近时收主场俱乐部的钱，如果客队想要赢球的话就要付出加倍的钱，收两边钱的唯一可能是平局。
收买对方球员踢假球则更简单，只要买通三个位置的球员就可以搞定：后卫、前锋、守门员。因为，后卫漏球，前锋射偏，守门员失误是比赛中常见的。这就是圈内流行的“1+2+1”假球潜规则，即一场假球由一名守门员、两名后卫和一名前锋就足以搞定。
浙江绿城（现杭州绿城）的老板宋卫平最初并不懂得行情，在其他人的暗示下，宋卫平后来玩得也不错。开始的时候，宋卫平没有给裁判送钱方面的预算，他认为足球是靠实力踢的，不是靠做工作做的。
后来，经过球队的主教练以及其他人士不断点拨后，宋卫平每年就拿出60万元专款专用。和当初的只是请吃饭送些茶叶相比，宋卫平专门拨款做裁判，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宋卫平是如何发起当年的黑哨事件的？
最浩大的黑哨群体事件：龚建平成替罪羊
最直接原因是2001年甲B最后一轮涉及五个球队的两场比赛。2001年10月，广州吉利的老板李书福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吉利俱乐部退出甲B联赛，永远退出中国足球。那次发布会，李书福本是根据法律顾问撰写的文稿宣读自己的态度的。意外出现了，李书福突然摔掉文稿，大声宣布：“我们吉利就给裁判送过钱，我们就做过裁判工作，这些都是事实。”
突如其来的变故，引发轩然大波。消息迅速传遍五湖四海，举国哗然。
李书福已经让大家非常兴奋，人们想象着一切可能的结局。更为突然的事情还在后面，宋卫平在杭州通过电视看到了李书福向“黑哨”扣动了扳机，早就不堪忍受裁判员要挟之苦的他迅速和李书福取得了联系，在肯定李书福行动的同时，邀请他到杭州，希望两个人在杭州联手反黑打假。
两个民营企业家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他们互相鼓励，想通过自己的震天一怒，唤醒中国足球，荡涤早已很黑的中国足球环境。两个人联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会议之前，宋卫平联络了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希望他能够支持他们的行动，为中国足球做出应有的贡献。
陈培德当时并没有在杭州，不过，对于宋卫平的行动，他认为对中国足球是好事，但是很多细节需要慢慢协商，不要一时冲动，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从组织角度考虑，陈培德当时把这个消息告知了时任中国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听到这个消息后，阎世铎很震惊，并再三感谢陈培德能够及时告知自己这样的重大消息。
阎世铎是积极的，他不想在自己的任上，背上纵容黑哨的骂名。他非常重视宋卫平和李书福的联合打黑，并且和陈培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过长时间的沟通之后，他们决定商讨反黑大计。2001年11月1日，陈培德、宋卫平赶赴北京秘密协商反黑相关事宜。阎世铎希望宋卫平能够拿出相关的证据，举证收受贿赂的裁判。
宋卫平这时候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手中有一个9人的黑名单，但他一直在纠结是否都交出来。后来，他向阎世铎和陈培德表示，自己回去好好想一下，可以先交出两名裁判。再后来，宋卫平没有交出那个9人的黑名单，只是交出了龚建平。龚建平也是唯一一个被查证的受贿裁判，最终锒铛入狱并被判10年徒刑，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死去。
宋卫平很清楚，自己是行贿者，如果交出贿赂的裁判员，自己也难逃法律的惩罚。他曾经这样说：“我一个人进去了没关系，可是还有一千多人需要吃饭呢。”他指的是绿城集团的员工，那时候他的房地产事业不错，在杭州的地位非同小可。
宋卫平一夜之间多了无数白发。他不怕商战，却害怕“揭发”。在国外，检举或者举报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在中国，党和政府也鼓励和提倡举报与揭发，遗憾的是在保护制度方面一直有欠缺，导致举报人屡遭报复。在杭州势力很大的宋卫平不怕“报复”，他在乎的是“名声”。
他始终没有交出自己手中的9人黑名单，最后他只交出了龚建平。证据就是龚建平写给他的忏悔信以及退回的8万元赃款。宋卫平的内心充满矛盾，他知道这样做将毁掉龚建平，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他已经没有选择。为了让龚建平的案情更轻一些，宋卫平当时说龚建平退回了4万元而不是8万元。宋卫平知道，龚建平并非“大黑”，相比于他人，龚建平甚至是善良的。
2002年4月9日，龚建平被正式批捕，罪名是收受商业贿赂罪。龚建平究竟收受多少贿赂？被查实的是38万，正是这38万，龚建平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38万中，有宋卫平的8万。如此严重的后果，是宋卫平没有想到的。那时候，宋卫平神情黯淡，甚至无暇照顾生意，认为是自己害了龚建平。更让他一生难安的是，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就因为患上疾病而抑郁死去。
龚建平留下自己的妻子索玉华，以及乖巧听话的女儿。
宋卫平至今不敢回忆龚建平的细节，别人也不能在他面前说出“龚建平”的名字。
那时候，龚建平的妻子曾经撕心裂肺地哭喊，“龚建平，我会为你报仇的！”
闻者无不为之动容。她想到的是那么多的黑哨，为什么只有自己的丈夫被法办？其他人都要比自己的丈夫黑得多，为什么只有龚建平一人付出代价？她想不明白。而且，她不知道自己和孩子今后如何面对没有龚建平的日子，如何面对以后惨淡的人情冷暖。
龚建平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是一名好老师。总之，他是一位好人。这一切，成为宋卫平一辈子的负重。甚至，是他心灵深处最大的枷锁。
当宋卫平的房地产事业在全国遍地开花的时候，当他经常和朋友在一起一掷千金的时候，当他不得不在玩得兴起中麻醉自己的时候，想必是不想让多余的精力，突然把自己勾回到当年的那个黑哨时代。
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宋卫平决定和李书福揭竿而起的时候，他已经别无选择。尤其是当中纪委介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宋卫平想遮掩已经毫无退路。
最浩大的黑哨群体事件：足协秘密重罚豪门俱乐部
2002年春节后，陈培德接到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通知，总局监察局将有一行四人调查组到浙江了解足球反黑打假情况。2月4日，调查组一行抵达杭州，他们首先听取了陈培德代表浙江省体育局党组所做的汇报。陈培德阐述了打假反黑的原因、所做的工作、所掌握的证据以及因中国足协无所作为而带来的压力，他强烈要求司法介入到足球中来，只有司法的利剑才能刺穿假赌黑厚实的外衣，仅仅依靠行业管理，很难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
关于调查小组的情况，陈培德开始并不是特别了解。后来，他知道了调查组的真实身份，而且让他大吃一惊，他立即意识到这件事情已经非同小可，看来是要动真格的了。因为，调查小组的人员，并不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而是大有来头：组长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某室的主任，副组长是铁道部纪检组的负责人，组员是总局监察局的梁效平和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李冬生。
他们这次来杭州调查，是根据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体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的批示，由中纪委特意派遣而来，证明了高层的重视以及这次调查的力度。
调查小组既然已经来到杭州，接触宋卫平等人不可避免。从2月4日到2月8日，调查组在杭州和宋卫平、李书福进行了面谈。调查小组和这两个人谈话后，进一步了解了黑哨的诸多问题，他们对陈培德说：“收获很大，但还有尾巴。”开始，大家并不清楚这个尾巴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宋卫平没有说龚建平收受贿赂8万元，他说的是4万元。
再后来，调查小组再次到杭州调查，同时通知宋卫平到北京接受调查。陈培德当时并不知道调查小组分多路活动，他是接到宋卫平电话后才知道人已经在北京。宋卫平告诉陈培德，他现在面对的是公安部的工作人员。陈培德鼓励宋卫平，一定要争取主动，不要留什么尾巴。
后来的事情人们已经熟知，就是在龚建平被抓之后，打黑风暴戛然而止。谁也不知道，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时候，铺天盖地的反黑报道让高层非常恼火。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司库的南勇，女子部主任张健强以及足协的另外一名高层都牵扯其中，态势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不过，相对于其他行业，足球的这点问题是小巫见大巫，不可能把精力都放在打击黑哨上。经过数次的会议之后，阎世铎在2002年的某天秘密召集了所有裁判员在内的全体大会，会上，他声色俱厉地警告了所有人，要求大家各自交代自己的问题。
裁判们面面相觑，但是都存有侥幸心理：打死也不说就没事。阎世铎说，“只要交代了问题，退回了赃款，中国足协将既往不咎。”这给裁判们吃了定心丸。
为了这次内部自查自纠，中国足协专门成立了三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负责约谈十几名裁判员。
后来，大多数裁判员都交代了各自的问题，并退回了赃款，2万、3万、4万......有些拒不交代的裁判，最后被中国足协严厉处罚，但还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阎世铎之所以说出“既往不咎”，是有背景的。因为，没有背景，阎世铎为首的中国足协断然不敢这样做。
裁判们交代的问题，阎世铎本人也是触目惊心。他没有想到，果真泛滥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裁判们在交代问题退回赃款的同时，还交代了赃款的来源。阎世铎吃惊到了心绞痛，因为，名单之中赫然有着几家豪门俱乐部的名字。
对于黑哨和由此产生的腐败贿赂的严重程度，阎世铎是有准备的。但他对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准备不足。中国足协班子立即向国家体育总局高层做了汇报，总局要求必须做出严肃处理。为了大局考虑，处理俱乐部以及裁判以外的相关人员，采取了秘密的方式。直到2009年10月份抓赌风暴突袭中国足球之后，那份尘封多年的秘密处罚，才逐渐被人挖出。
请让我们记住当年的那份大规模的重罚，这足以说明，中国足球早已成为黑金泛滥的重灾区。
中国足协的秘密处罚是：对替俱乐部送钱的方信终、蒋玉峰、潘强、韩龙、刘雨涛、于敬釜等六人,给予禁止从事足球活动并各罚款10万元的处罚。
对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浙江绿城俱乐部给予罚款8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江苏舜天足球俱乐部、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给予罚款5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青岛颐中足球俱乐部给予罚款3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
对在涉及不公平竞争事件中负有管理不善责任的山东鲁能足球俱乐部总经理董罡、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原总经理郁知非、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沈强、江苏舜天足球俱乐部原总经理潘强、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徐明、青岛颐中海牛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秦宁等六人给予严重警告的处罚。
这份处罚涉及到12人，六家俱乐部，罚款总金额430万人民币，史上最大罚单。六家俱乐部中，大连实德、山东鲁能和上海申花，都是豪门俱乐部，在中国足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卷入贿赂裁判丑闻，是对中国足球最大的讽刺，最深的伤害，最高的惩罚。
在涉及到的12个人中，郁知非和董罡出事。
2002年的那场打击黑哨运动，一直伴随着中国国家队备战韩日世界杯。那年6月，米卢率领的中国队接连输给哥斯达黎加、巴西和土耳其，一球未进，最后只能以肇俊哲打在巴西队门楣上的那个球进行“自慰”。这一年，国家体育总局还要备战韩国釜山亚运会，沈祥福率领的国奥队要参加比赛。
社会上对“黑哨群体”的声讨以及中国队在世界上孱弱的表现，引起中央政治局的高度重视。釜山亚运会前夕，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向中央领导汇报亚运会备战工作。让袁伟民始料未及的是，他只汇报了10分钟的亚运会备战工作，中央领导们就表示亚运会的备战就说这些吧，剩下的时间说说足球。
如此高规格重视足球，贵为正部级干部的袁伟民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惴惴不安，因为他不知道该从何汇报中国足球。
后来，中央领导们你一言我一语，既对中国足球进行了批评，也对中国足球今后的发展提出了高屋建瓴般的要求。期间，中央领导对于中国队的精神面貌、职业联赛球员的高薪、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等多个方面非常关注，而且很不满。
那是袁伟民从政以来最为紧张的55分钟，他拼命在笔记本上记着，争取能够把领导的批评和要求都记在上面。
再后来，袁伟民召集各省市体育局局长会议，其中包括中国足协所有的专职和兼职副主席，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和要求，开始了中国足球的大反思。
我新华社的朋友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向我描述了会议的情况，我得以在第一时间知道确切消息。
最浩大的黑哨群体事件：许放曾经严厉警告
1998年6月中旬—9月上旬，我国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截至8月22日，全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内蒙古和吉林等省区受灾最重。全国军民顽强奋战，在抗击洪涝灾害的战斗中谱写了无比辉煌的篇章。
这一年，中国足球的“洪涝灾害”也达到了严重的地步，以中国足坛的两位枭雄陈亦明和王洪礼带队“消极比赛”，被中国足协吊销执教资格为标志，中国足坛已经成为黑哨重灾区。
在中国足球的黑幕史上，始终伴随着黑哨的影子。早在1994年职业化以前，无论是在全国足球联赛还是在全运会上，都有着“黑哨”的足迹。那个时候，媒体没有这样蜂拥报道，资讯没有如此发达，人们看到或者听到的只是凤毛麟角。当电视、电台、报纸、网络不断立体轰炸之后，“黑哨”已经很难躲藏，球迷也能从裁判的执法中看出端倪。
于是，“黑哨”在人们眼中放大，并且泛滥。
1994年职业化以前以及职业化初期，俱乐部对裁判员的照顾还停留在初始阶段。那时候，和裁判员的交往还是以香烟、土特产等为主要载体的，真正的黑金交易是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的，到98年的时候已经达到高潮。1998年以后，裁判员已经能够在比赛中游刃有余地为“黑金”蹚道。
最初，裁判员的问题是“歪哨”。比如1994年职业化第一年，在四川队主场和吉林延边的比赛中，当值主裁判戴宇光多次偏袒主队，吉林延边队实在无法忍受了，就集体退到本方半场不再进攻，任由四川队的球员在场上随意表演。那场比赛，四川队主场4比0大胜吉林延边队。
赛后，吉林延边队的球员试图围攻当值主裁戴宇光，后来在工作人员以及本队教练的劝阻下，最终作罢。
但是，吉林延边的球迷不干了，他们不能忍受自己的子弟兵遭受如此的侮辱。一些球迷上街游行，并且表示要到北京找中国足协上诉。延边的很多球迷都是少数民族，这样的事情发展下去会很严重。中国足协不敢怠慢，迅速对戴宇光做出了停赛3个月的处罚决定，同时对消极比赛的吉林延边队进行了警告。
延边球迷看到中国足协在自己的压力下有了行动，最终没有到北京找中国足协抗议。
当时，不少媒体都对戴宇光的恶劣执法进行了报道，这名脾气暴躁的裁判，竟然扬言要收拾那些写他不好的记者。他甚至还驱车到北京找某晚报的记者，在报社门口叫嚣让写他负面报道的记者出来练一下。
后来，戴宇光不再被中国足协录用。在一次公干之后，戴宇光神秘失踪，即使天津很多熟悉他的人，后来也不知道戴宇光去了何方。最确切的说法是，戴宇光当时去了美国。
人们对戴宇光还没有联想到“黑哨”，那时候职业联赛刚刚开始，似乎还没有到“黑哨”的地步，大家把戴宇光这样的裁判员称为“歪哨”。
此后，戴宇光一样的“歪哨”没有少出，只不过还没有察觉到“黑金”交易，没有形成更大的反响。1995年之后，“黑哨”开始在足球圈内流传，主要是一些俱乐部的老总和自己相熟的记者聊天时，专门提到了这个名词。到1996年的时候，“黑哨”一场比赛的黑金已经达到了3万，到1998年的时候重点场次达到20万，甚至更多。后来，黑哨一场比赛最大的黑金被传言是50万。
时任亚足联副主席、中国足协副主席的许放先生敏锐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全国裁判员会议上义正词严地警告，“请你们想一下，是几万元的红包重要，还是你们一辈子的前途重要。是金钱重要，还是自己的前途以及家庭重要。这样下去，迟早会有人进检察院的。”
许放先生英年早逝，他没有看到那些不听他警告的人真的进了检察院。九泉之下，许放先生会遗憾，也会欣慰。他肯定遗憾，那些人没有听他当初的劝告。他也肯定欣慰，因为不法分子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
最浩大的黑哨群体事件：贿赂方式有金钱、性贿赂等
到1998年甲A联赛开赛的时候，“黑哨”早已经猖獗。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比如《羊城体育》和金哨陆俊的官司，比如大连万达老板王健林冲冠一怒为黑哨，比如四川队“恩将仇报”把八一队一脚踢到了甲B......
1998年3月22日，甲A第一轮，广州松日主场对阵大连万达，最终0比2失利。赛后，《羊城体育》撰文称陆俊受贿20万。后来，陆俊把该报告到法庭，最终胜诉。
那场比赛，最有争议的是赵昌宏（现任中乙保定容大主帅）在第85分钟背后铲倒李明，陆俊判罚给大连万达点球；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张恩华下半时的严重犯规，陆俊应该出示黄牌，张恩华此前已经有了一张黄牌，他该累计两张黄牌而被红牌罚下。陆俊当时有点犹豫，只是口头警告了张恩华。因为比赛全国直播，很多人都看到了陆俊的判罚。作为连续两届金哨得主，陆俊本场比赛的执法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后来，《羊城体育》有了惹上官司的报道。没有证据，不能说陆俊就收受了贿赂。当然，在黑哨已经猖獗的背景下，对于那些可疑的判罚，人们都有怀疑的权利。
当时，有人称，按照行情，20万的数字太高了，那时候不可能有那样的豪情。实际情况是，20万对有些裁判来说不仅不高，相反，太低了。那时候，一场关键比赛的裁判费用就已经达到了25万。有些俱乐部在那时候每年的裁判费用就已经超过80万。这些钱不是用到所有场次的，而是针对性的。
1998年乱象丛生，甲A联赛已经不再干净，“黑哨”开始像过街的老鼠。1998年9月27日，大连万达在自己的主场点球输给辽宁队，无缘足协杯决赛。对于当值主裁判俞元聪的判罚，大连万达老板王健林不干了，他冲冠一怒：“中国足球太黑暗了，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
球迷也怒了，他们上街游行，还互相串联要到北京找中国足协理论请愿。甚至还有的球迷表示，如果中国足协不处理“黑哨”，他们就在足协大楼那里静坐，直到中国足协同意处理“黑哨”为止。
消息很快传到中国足协，时任掌门人的王俊生有些胆战心惊，他迅速向国家体育总局进行了汇报，总局明确指示，严肃处理俞元聪，让他从此不再执法甲A联赛。中国足协很快对俞元聪做出了严厉处罚，并通报给了大连万达。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虽然有些犹豫，大连球迷还是最终恢复了理智，接受了中国足协的处罚决定。王健林冲冠一怒的意义不仅仅在这样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他喊出了许多足球界人士不敢或者不能喊出的声音：“黑哨”横行了，中国足坛太黑了。
如果王俊生和后来的阎世铎吸取教训，真正从王健林的呐喊中看到危机，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群体事件，或许就能避免龚建平的悲剧。历史无法假设，大家都认为王俊生和阎世铎以及后来的谢亚龙、南勇，都在这方面毫无作为，导致中国足球成了“粪坑”。
问题是，他们做不了主。站在历史的角度，他们负的责任并不大。
像是无处不在的蟑螂一样，“黑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繁衍，最终让中国足球到处是假赌黑的窝点。
诸多镜像，早就证明裁判员的生活起居严重超支。有人拥有豪华别墅，有人买了豪车，有人生活极度奢侈.....
除了“黑金”之外，裁判员还会接受俱乐部的软贿赂：比如性贿赂、桑拿、洗脚等等。最早闹出桑拿风波的是来自上海的陶然成。2002年3月，甲A联赛首轮，山东鲁能泰山队主场对阵四川队的比赛，陶然成执法，没有想到，有媒体爆料称“裁判员住三星洗桑拿找小姐”，这是典型的顶风作案。报道中还引用了092号小姐的原话。
因为甲B五鼠事件，中国足协当时正在裁判内部整风，果真出现这样的事情，无疑是顶风作案。事关重大，中国足协立即让陶然成等裁判员到北京接受问询，同时到中国足协的还有山东鲁能俱乐部的官员以及山东省足协的负责人。具体的结果不得而知，陶然成被外界冠以“桑拿裁判”称号。
不管陶然成有没有洗桑拿找小姐，都不会改变裁判界热衷此事的事实。那时候，很多裁判都会接受俱乐部或者当地足协的安排，频繁进出高档娱乐场所。
史上最浩大的黑哨群体事件：“官哨”引发重庆球迷闹事
2000年的4月份，网络上一份形式极其新颖的情书迅速蹿红。
痞子蔡：
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
我有一千万吗？没有。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
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飞。
我有翅膀吗？没有。所以我也没办法飞。
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
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
轻舞飞扬：
如果我还有一天寿命，那天我要做你的女友。
我还有一天的命吗？......没有。所以，很可惜。我今生仍然不是你的女友。
如果我有翅膀，我要从天堂飞下来看你。
我有翅膀吗？......没有。所以，很遗憾。我从此无法再看到你。
如果把整个浴缸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
整个浴缸的水全部倒得出吗？......
可以。所以，我爱你......
这份情书的形式变了，但是爱情的本质没变。
同样是在这一年的4月，北京国安的球员王涛（小）被红牌罚下，引发退出的轩然大波。执法那场比赛的裁判“帽子”发生了改变，却没有像情书那样本质没有变，他变成了“官哨”。
2000年4月30日，甲A第八轮，北京国安客场对吉林敖东的比赛中，王涛与敖东队张庆华争抢高球时，主裁判张业端认为王涛肘击对手，将王涛直接红牌罚下。5月11日，中国足协裁委会认定，张业端判罚正确，而且王涛的肘击动作性质恶劣，对王涛处以停赛2场、罚款3000元的处罚。
国安俱乐部对此提出异议，声言退出足坛并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诉。5月15日，中国足协最终裁定维持对王涛停赛的处罚，得到消息的国安俱乐部随即退掉飞往重庆的机票，声称将不参加甲A联赛第10轮国安客场对重庆隆鑫的比赛。5月16日下午4点30分，北京国安集团董事长李士林在某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安将退出中国足坛。李士林说：“中国足协这不是在罚一个人，而是在罚一支球队。中国足协不是处罚某个个人，而是处罚某支球队走人。国安将退出中国足坛。”
在发布会上，李士林声色俱厉，称中国足协是一个局级单位，北京国安也是一个局级单位。但是，当国安这个局级单位的人到足协办事的时候，足协这个局级单位的人太傲慢了，似乎比国安高了许多。既然中国足协如此难打交道，那北京国安就不和中国足协打交道。李士林说，“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总要有人去负责，只能由我来负责，所以我辞去北京国安俱乐部董事长的职务。”
实际上，中国足球职业化16年来以来，北京国安俱乐部的确是和中国足协走得最远的俱乐部。相互之间，除了会议之外，几乎没有过多的接触。不像有些俱乐部的人士，动辄就到足协疏通关系，弄得自己好像和中国足协多亲密一样。
话题回到李士林的冲冠一怒。北京国安退出中国足坛，爆炸当量不低于王健林在1998年9月27日高喊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球。李士林召集的这次发布会规模空前，几乎所有在京的媒体都到会，总人数超过了100人。谁也没有想到，李士林会宣布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
会议开到中途的时候，我感觉此事重大，将影响到整个甲Ａ联赛，于是溜出了会议室。当时，北京国安的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尿急”，我只好回答是的。然后，急匆匆到了宾馆大门外，给中国足协高层打了一个电话，对象是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足管中心副主任的南勇。南勇接到电话后，开始不敢相信，他再三追问是不是真的。其时，已经过了中国足协下班的时间。南勇急匆匆赶到了阎世铎和王俊生的办公室，迅速汇报了此事。
阎世铎和王俊生瞬间很是茫然，他们不知道北京国安为何退出，更不会想到导火索只是因为中国足协追加处罚小王涛。形势严峻，阎世铎和王俊生不敢怠慢，迅速向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做了汇报，连夜开始对北京国安和中信集团展开危机公关。最后，王俊生和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层找到了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王军，经过诚挚的沟通和交流之后，王军最终决定北京国安不会退出中国足坛，相反，今后会加大对足球的投入。
王军和李士林是患难之交，王军说不退，李士林不可能说半个不字。于是，北京国安重新购买了前往重庆的机票，于2000年5月17日赶到了重庆，准备参加5月18日和重庆队的比赛。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足协已经度过了一场危机。谁也没有想到，北京国安和重庆队的比赛之后，引发了大规模的球迷闹事。
5月18日，甲A联赛第10轮，北京国安客场2：2逼平了重庆隆鑫。因为对当值主裁判陈超判罚的不满，重庆球迷喊着黑哨，赛后球迷围攻裁判和国安队。当值裁判陈超的拙劣表演让赛前有关“裁判将给予闹退出的国安队某种补偿”的传言变成现实。
首先，上半场判罚重庆队的点球令人大惑不解；其次是下半场第24分钟国安队桂平防守严重犯规，已经将黄牌掏出的陈超发现桂平已有黄牌在身之后，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又将黄牌揣了回去。陈超的执法引起了重庆队和主场球迷的极大不满，愤怒的球迷赛后甚至在看台上燃起了大火。
赛后，球迷大规模闹事，重庆有关方面动用足够的安保力量，最终平息事端，才没有酿成大祸。一周后，重庆三名球迷委托重庆某律师事务所起诉中国足协，称由于足协处理不当，导致“黑哨”问题长久困扰着联赛。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首桩球迷起诉足协案件。也有媒体指责陈超是“官哨”，秉承足协旨意对北京国安队进行安抚。足协为了洗清自己的牵连，对陈超进行了“从重从严”的处理，陈超被内部停止执法资格一年。
重庆球迷此次闹事，不是对北京国安队的不满，而是对中国足协委派“官哨”的一种愤怒。本来，人们已经对“黑哨”深恶痛绝，“官哨”也不断被提及。没有想到，在一场非常敏感的比赛中，中国足协自己居然派来了一个“官哨”。这名“官哨”的判罚吻合了他的身份，就是极力帮助北京国安队打平对手。所以，球迷不干了。他们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在发泄内心怒火的同时，也给重庆抹了黑。
这是一起严重的球迷闹事事件，后来，警方不得不动用了高压水枪来驱散情绪极度失控的人群。场面非常混乱，很多球迷早已失去理智。好在重庆警方以及相关的安保力量处置得当，没有造成惨案。新华社连夜对这起事件赶写了内参，直接送达中央高层。
很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亲自批示。三天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收到了李岚清的批示文件。袁伟民不敢怠慢，立即把阎世铎为首的中国足协领导叫去痛骂，并称这是自己担任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以来，第一次因为足球问题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亲笔批示。袁伟民严厉要求阎世铎为首的足协高层，立即整顿俱乐部，决不允许再犯类似的事情。
阎世铎2000年4月24日刚刚到足协上任，不到一月，就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他自己也很震惊很担心。2000年5月24日，在阎世铎上任刚刚一个月的时候，他紧急召开了甲A、甲B俱乐部老总会议，传达了中央高层和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有关指示精神，要求所有俱乐部为了中国足球的大局，不要做违背公平竞赛的事情。
这起典型的“官哨”事件，揭开了中国足坛离奇古怪现象的盖子。此后，人们把“黑哨”和“官哨”相提并论，并有着一样的痛恨。大家甚至更为痛恨“官哨”，因为这是公权力对公平和公正的公然挑衅。
如今，中国足球的形势大好，环境和秩序都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所有人都必须维护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让“黑哨”无处藏身，让假球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