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思文将自己埋在雪中 挥橇寻找更快救援方式！
曼努埃尔·葛思文（Manuel Genswein）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将自己活埋在雪中，挥橇寻找更快的救援方式，以此来拯救更多的雪崩遇难者。而他所面临的问题？他要说服全世界最专业的施救者们，他是对的。
2008年1月7日，住在英属哥伦比亚芬尼镇23岁的摄影师托德·韦斯莱卡（Todd Weselake）接上他的两个朋友，雅尼娜·库兹马（Janina Kuzma）和伊恩·贝祖比克（Ian Bezubiak），准备去普罗克特山北坡的荒野来一场晨间滑雪，海拔2400米的山顶可以俯瞰小镇全景。他们三个人沿着峰脊乘坐45分钟缆车登顶，随即开始向下滑行。
一开始他们知道要小心：雪季初频繁的风暴已经将这里的积雪分层，使其真实情况不可预测。虽然韦斯莱卡前一天在同样的赛道上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他和他的伙伴们依然在下行的过程中非常谨慎。他们在低角度的斜坡处聚集，按照前一天留下的足迹按图索骥，最后在不远处很宽的沟壑前停了下来。当年只有23岁的贝祖比克滑入赛道试图测试雪的稳定，而他的体重却引发了60厘米深，6米宽的板状雪崩，雪崩释放的积雪就像从水坝释放的水。他们立刻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迅速冲进了很少有雪崩发生的树林，并且一个接一个的向山下滑行，从而减少施加给雪的重量。
几乎同时，他们感受到了脚下的雪开始大幅崩坍。库兹马，一名来自新西兰的22岁职业滑雪者，紧紧抓住了一大把树枝。贝祖比克像熊一样抱住了一棵树。但韦斯莱卡却被雪的洪流从背后袭来，淹没在了山脊上，消失不见了。
雪崩结束之后留下了一座皇冠状的雪堆，库兹马从顶部站起来跳下来，贝祖比克和她一起打开他们的雪崩信标开始疯狂地在废墟中搜寻韦斯莱卡，库兹马的设备将她指引到雪崩冲刷出的雪道的最底部，距离原地350米左右，信标发出的信号告诉他们韦斯莱卡就在几米之内。
贝祖比克进行了更精确的搜索，他定位了韦斯莱卡的位置，然后库兹马将探测器插入雪中，几乎立刻就找到了他。他们掏出雪铲开始救援过程中最困难也最耗时的阶段：挖掘。他们知道韦斯莱卡被埋在2米深的雪中，他生存的几率在迅速下降。
他们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救援挖掘方式——既垂直于探测仪路径挖掘，库兹马与贝祖比克采用了不到一个月前他们在芬尼镇上为期三天的滑雪安全课程上所学到的新技术——V型传送带式挖掘法，这种方法以比传统方法节约一半时间而闻名。
他们在探测仪所显示被埋深度的下坡1.5倍远处开始水平而不是垂直挖掘，这样可以减小破坏韦斯莱卡雪崩安全气囊的风险。库兹马在前面将坚硬的废墟挖软，贝祖比克将这些废物移除，像在划皮划艇那样，这样可以增加宽度。如果库兹马感到疲惫，他们就交换岗位。
雪崩发生后约23分钟，他们挖到了韦斯莱卡，此时他呼吸微弱，没有意识。贝祖比克解开了绑在他胸前的摄像头以减轻他胸部的压力，几分钟后，他开始喃喃自语。十五分钟后，他可以移动了。这个三人小组凭借自己的力量成功撤离雪崩现场。
之后的几天里，关于这场奇迹救援行动的故事在芬尼镇传播开去。根据韦斯莱卡埋在雪下的时间计算，当时他的生还几率仅有25%，如果他在雪下多埋10分钟，他的生还概率会迅速下降到8%。“我们意识到，是他们的挖掘方法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邓肯·马赛斯（Duncan Maisels），前英国军官，现在是职业滑雪向导，正是他教给贝祖比克和库兹马如何使用V型传送带挖掘法。“他们在那一刻意识到‘哇，这项技术真的有用！’”
三个月后，韦斯莱卡发了一封邮件给名为曼努埃尔·葛思文（Manuel Genswein）的瑞士雪崩研究员，正是他研究和设计出了V型传送带挖掘法，并在去年冬天，将它纳入了一项新的国际标准，目前他正在向全球救援部队建议，将这项标准作为其行动标准的一部分。葛思文在雪季前安全培训时将这项方法教授给马赛斯和韦斯莱卡。马赛斯后来将它传授给了库兹马和贝祖比克。
“我的朋友们使用了您的新技术，”韦斯莱卡在信中这样对葛思文写到，“我很确定，正是这项新技术救了我的命。”
V型传送带挖掘法只是葛思文对于雪崩救援的诸多贡献之一，他曾协助设计雪崩信号发射器，其中包括户外品牌Mammut的经典畅销型号Pulse，该产品革命性的长天线接收器让搜索范围扩大三倍，可以让直升机搜救者接收到信号。葛思文在全球的影响力是该领域专家中最大的。葛思文作为一个“一人机构”常年定居在瑞士伦策海德，每年六个月的时间在26个国家开设5种语言的雪崩救援课程，几乎亲自完成所有教师培训，包括在北美的高级滑雪向导或专业直升机滑雪运营者、阿尔卑斯山的救援人员，和挪威、荷兰、瑞典、奥地利、印度的高山士兵、印度军队等等。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这个领域里比曼努埃尔所作出的贡献更多。”犹他州雪崩中心主任，布鲁斯·特兰普（Bruce Tremper），同时也是该领域备受尊重的人物之一，这样说道。
除了开设讲座之外，41岁的葛思文想尽各种办法研究优化救援的每一个过程，并且毫不留情的挑战几十年来的传统营救方法，他的这种精神也使他在高山救援领域成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极端人物。如果你是900名参加国际滑雪业科学研讨会的成员之一——这是一年举办两次、汇聚雪崩研究领域最尖端人才的科技会议，或者你有机会参加国际高山救援协会（ICAR）——每年约400名救援行业的精英在这里分享最新的研究结果和数据分析，你一定有机会亲身感受葛思文在与其他专家关于新技术的激烈的讨论中表述自己理念时的热情。
2007至2008年，他展开了一项针对高价救援铲车的测评，他的测评结果显示，大部分昂贵的工具只不过是为了从消费者身上赚取高额利润，除此之外一无是处。就在这项测评结果发布在奥地利杂志《Bergundsteigen》之后的几天之内，他那项在奥地利阿尔卑斯俱乐部允许范围内开展的挖掘铲车的测试让他成为了目标 他收到了一通匿名电话，电话另一端的声音用德语对他说：“你不会活着看到春天到来。”那个人在电话里这么说。
据葛思文所知，从来没有人试图杀害他，但是这也揭示了雪崩安全行业的一个现实，特别是在当时。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政府和极具实力的制造商，其中一些机构和品牌甚至聘请过葛思文为他们做顾问。但是不知是好是坏，葛思文依然处于中立立场。
“我尊重他，因为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犹他州瓦萨琪（Wasatch）野雪救援队前副主席杰克·哈奇森（Jake Hutchinson）说，他也是美国雪崩研究所的高级指导员，“他会在所有人面前站起来，一视同仁指出他们的错误。”
但是其他人质疑葛思文与品牌之间的关系，比如Mammut的ABS雪崩安全气囊系统——他曾经设计过一个无线群组气囊系统，当许多人同时遭遇雪崩，不会发生救援不完全的情况。“葛思文总说他是独立的第三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马尔克斯·彼得森（Marcus Peterson）美国Ortovox品牌的前总经理，重要的雪崩信号发射器制造商之一，“他永远在帮Mammut丢炸弹！”
最近葛思文正在试图通过ICAR来完成前人从未完成的事：建立一套覆盖雪崩救援方方面面的标准。专业滑雪安全通过几十年来的标准化已逐渐建立起了一套包括如何预告雪情风险度的方式（低风险、中等、显著风险等），还有如何在线提交事故报告等。而雪崩救援依然依赖于地区传统，口口相传的阶段。“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ICAR美国常任代表丹·都利汉（Dan Hourihan）这样说道：“‘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弗里茨就是这样做的。’好吧，那么弗里茨在哪儿？‘他已经死了。’”
如果葛思文想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雪崩救援标准，他需要自己的流程被ICAR雪崩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共同通过，也就意味着需要来自近40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政治团体一起支持他的标准，他组建了一个ICAR工作组，以研究并确定在雪崩救援中哪一方面的哪一种救援方式是更好的。这其中包括许多葛思文所改进的救援方法，比如V型传送带挖掘法，“激流回旋探测”——用来寻找没有携带信号发射器的雪崩遇难者；还有在寻找雪崩信号时应该拓宽现在在某些国家所实行的搜救范围。重点是，葛思文解释道，他不希望自己的理念被强加在别人身上，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事实去证明他的标准。
事实上，如果ICAR官方认可他的救援标准，有可能会损害葛思文的经济利益。如果他的提案被正式认可，他的教材将被公之于众。不过葛思文认为人们对他的课程的需求量不会降低。“毕竟大部分人认为原唱比卡拉ok要好听。”他说。
一夜大雪之后，天空晴朗，那个三月我和葛思文来到位于科罗拉多布雷肯里奇海拔4350米的踌躇峰（Quandary Peak）。
他每年访问美国两三次，葛思文曾在锡尔弗和杜兰戈教授雪崩救援。随后前往北布雷肯里奇培训直升机飞行员使用Recco检索设备——通过缝入滑雪者装备中的定位器寻找失踪或被掩埋的雪崩遇难者。
我们在路口遇到了摄影师利亚姆·多兰（Liam Doran），然后一起踏上了一条老矿区的道路。我本来以为葛思文会看起来像他的学生那样，阿尔法男性，像一棵古老的云杉树。但他更像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雪球：身高160厘米左右，圆脑袋，手臂粗短，手也很小。
有一些同行管他叫瑞士侏儒，他的身材掩盖了他的登山滑雪技巧。他每年滑雪70天，他说，而且你能感受得到这这远远不够。
我们在即将进入更开阔的山谷之前停了下来，我们身后是岩壁，雪从三个方向向中间汇集，葛思文掏出了一个Pulse信号发射器，确保它可以被追踪的状态。
我问他：“你为什么会用Pulse？”他回答：“因为我发明了它。”
当他看到我把我的信号发射器绑在身上，暴露在外的时候，他建议我把它放在我的裤子口袋里，屏幕向内。当我问他原因时，他说他研究了瑞士雪崩事故几十年来的资料，发现没有一件事故中受害人丢掉裤子之后死于窒息。
特别是当你考虑到葛思文从未从事专业救援工作这一点，他的知识面和专业上的影响力显得更加与众不同。（他曾经亲自挖出过三位遇害人的遗体，包括在2001年时，被当地救援队邀请去帮他们寻找三个月前失踪下落不明的遇害者。）他的母亲是单簧管演奏家，爸爸是医生，葛思文的声音高亢到几乎尖锐，最初这只为他招来无情的嘲笑而不是尊重。“他不被接受和认同，”达尔·阿特金斯（Dale Atkins），科罗拉多资深雪崩救援专家说，“很多救援者会这样觉得‘他凭什么对我们的工作指手画脚？’”
葛思文在他五岁时就开始滑雪，他在瑞士服兵役时，在这一领域展露出不同与常人的天赋。当时他发现他的信号发射器在搜索深埋在积雪中的对象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因为使用者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佩戴），他就此问题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瑞士阿尔卑斯俱乐部，并开始被邀请做实地讲座。那时他仅仅19岁。
随着葛思文的教学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他声名鹊起。他与瑞士雪崩大师，滑雪与雪崩研究中心主任祖格·施维茨（Jürg Schweizer）一起展开工作；还有白胡子的资深向导，被称为雪崩教皇的维纳·穆特（Werner Munter）。穆特想要将他的研究结果翻译成多种语言的愿望给了葛思文在ICAR会议上发声的机会。基于他的电子机械工程师背景，他从小做学徒时就能够修好几乎任何一件与救援相关的配件。为Mammut开发雪崩信号发射器的公司雇他设计新产品，也就是日后的Pulse，第一个能够在雪下探测幸存者生命体征的信号发射器。
他们测试了这个设备，它采用了高灵敏度的加速度传感器来捕捉心脏的肌肉运动，他们把葛思文共计25次埋在1.8米厚的积雪内。使用AvaLung气囊呼吸，埋在雪中1小时40分钟，葛思文坚持要在这款2006年发布的Pulse装上一个老式的模拟器，以应对雪崩救援中最令人困扰的问题：很多遇难者密集的埋在一定范围内，装备了这个模拟器，通过改变搜索灯塔的角度和重叠，可以解读监听不同遇难者回声的偏差。
Mammut品牌硬件部门负责人安德烈·列塔（Andres Lietha）表示，公司寄希望于在Pulse的总销售周期内出售60000件产品，然而现在Pulse已成为市场上最畅销的雪崩信号发射器产品。
当我正在一小丛树上安置雷达追踪器时，葛思文忽然让我住手。尽管已经是春天，积雪还没有达成恒温的结构，雪况是比较均匀的，可预测的，而我偷懒改变了路线，从小斜坡穿了过去。
“我并不是在批评你，”葛思文说，“但是如果你回到刚才的位置，然后走到那堆岩石下方，你能看到吗，你正处于这个斜坡的顶端。”
他是对的。不过，我希望他能够更一针见血的指出我的问题。葛思文另一个远近闻名的特点是毫不留情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将此特质归结于自己所受的瑞士教育。凯文·克里斯塔克（Kevin Christakos），加拿大山区假日集团高级直升机向导自1999年以来就聘请葛思文来培训他的向导，他还记得葛思文第一次向他发火的样子。“他一边对我说‘凯文，你这人不应该教任何人任何事。’”还有一次克里斯塔克对他说，他认为葛思文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什么作用，葛思文指着这位两米大汉的胸口说：“我的方式当然有用！只是你使用方法不对！”
葛思文的日教学收入在北美是600美元，面向其他外国军队则是800美元。他把他收入的一大部分都用来投资科研，他总想要发展新的理论，攻克新的难题。为了能够测试他的V型传送带挖掘法，他免费向参与实验的对象提供食宿，并且提供连续几天的高强度雪崩救援课程，以让参与实验者每天四至五次高强度挥铲工作从而获取实验数据，通过记录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研究他们的疲劳程度。这项实验共花费35000美元，但是所得到的结果让人眼前一亮：这些参与实验的对象证明，使用这种方法平均每铲每分钟比传统方式多铲三分之一雪，埋在一米深的雪中的幸存者可以用平时一半的时间被救出来。
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至少现在听从他的意见，但残余分子仍然存在。讽刺的是，针对葛思文最大的阻力来自他的祖国。多年来，他说，他在瑞士高山救援协会的朋友会抄送他他们的内部备忘录，其中一名高级官员多次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雇佣葛思文任教。“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猎食者，”葛思文说，并轻声补充道：“他们这样排挤我真的让我受到很大伤害。”
布鲁斯·艾格利（Bruce Edgerly）来自科罗拉多野雪协会，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推动雪崩信号发射器发展的关键人物，曾在一篇已被删除的博客中称葛思文为“瑞士雪崩救援独裁者”，艾格利也发明了一种挖掘方式，用来对抗葛思文的V型传送带挖掘法。他声称葛思文是通过“操纵他的数据，以满足自己向专业人士销售高价课程的目的。”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也参加了葛思文的四个课程，艾格利回答说：“为了了解他的信息。”
至于这些批评的声音是否会影响到ICAR的标准化进程，葛思文很清楚，这是一个政治过程，官僚体系会将所有事情搞得复杂化，耐心是关键。“压力太大会适得其反，”他说，他停了一下继续说道，“太多的曼努埃尔·葛思文也会适得其反。”
三月末的阳光烘烤着我们的脸颊，在踌躇峰阳坡下方的山脊上。我们雪道上的雪看起来被风冲刷后硬硬的，于是葛思文、多兰和我决定向上出发寻找替代品。我们决定试试海拔1200米的弗莱彻山。
通常来讲葛思文的动作非常迅捷，而今天由于发烧和腰痛——后者是因为21年前的一场滑翔伞事故，他的三节腰椎断裂，几乎瘫痪——我和多兰先对雪况进行勘察，将近两米厚的粉雪坚实的覆盖了北坡，葛思文催促我们先爬上去接着向下滑：“现在就去啊！”他大喊着，但是考虑到我们目前的状态，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分头行动。
不久之后，葛思文就会开始提及滑雪之旅的致命率，在一个风险系数最低的斜坡滑雪可能的死亡率为十万分之一。你做的每一个决定将要会如何影响你的安全都被详细的说明。“这是干这一行最难的，”他说，忽然变了个语调，“因为这些数据看上去可能性很低很低，有时当你看到事故现场照片时你会说，怎么这么蠢，你怎么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滑雪？”
但是一瞬间他的声音轻柔了下来，几乎像是耳语：“但是有些时候，当你看着地图，看着现场的照片，你和幸存者谈话，你意识到，即使是你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发生相同的不测。”
当我站在雪道的顶端，凝视着今天的肾上腺素源泉，这条雪道由于陡峭将会将死亡率提升到五万分之一。我看着葛思文以一个完美的S回转滑过粉雪，并完成最后一个翻转，我一跃而下，享受着因为失重带来的自由和喜悦，并且我的心里牢记着葛思文传授的知识。
图文专供/Outside
文/戴文·欧内尔（Devon O’Neil）
图/汉娜·麦克考雷（Hannah McCaughey） 哈利·博登（Harry Borden）
译/陈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