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桃园哥斯达黎加 一个令人幸福向往的国度！
差不多哥斯达黎加的每一个乡村，都有一片足球场。保养得当、政府资助、全民开放。
我的朋友西蒙·库珀，在2014年世界杯结束后造访世界杯八强国家哥斯达黎加，发现这世界上第一个不设军队的小国，足球早已全民化。他发现所到之处，男孩女孩、成年人，甚至中年女性，踢球者比比皆是。
一个中美洲气候潮湿的国家，人口不过450万，将这么多的土地资源拿出来，作为足球场地，哥斯达黎加历届政府的眼光与众不同。用秘鲁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的概括：“哥斯达黎加是发展中国家里，对于民生质量最为关注的国家”。“民生关注”，不是将土地资源进行商业变现，建造更多的住宅公寓，而是更深入的“民生”——让老百姓过得更开心。
足球显然是让大家更开心的途径之一。世界杯能在意大利、英格兰和乌拉圭的小组出线，最终进入八强。哥斯达黎加人足够骄傲开心好一阵子了。
经济并不发达，这一类国家就不能让老百姓“幸福生活”？哥斯达黎加给出的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成功案例，他们未必能像北欧国家那般富足安宁，但幸福指数上，他们完全不落后。
2014年联合国发布的社会进步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ex）上，挪威排名第一，但哥斯达黎加的成绩格外耀眼：国民平均收入只有美国八分之一，但人均寿命高达80岁，比美国还年长1岁。在生活选择自由度、健康指数、压力承受指数和政府清廉指数上，哥斯达黎加得分奇高。
这个国家的历史相对奇特，西班牙殖民者从十六世纪初控制这片土地，可哥斯达黎加并没有令人垂涎的矿产资源、没有殖民者梦想的黄金，从殖民时代开始，在哥斯达黎加定居的人，除了劳作，很难一夜暴富。新移民和原住民通婚比例很高，人种复杂，几百年下来，种族主义仍然存在，却没有形成激烈社会矛盾。或许这是哥斯达黎加社会财富相对平均的原因，因为种族主义往往和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均互为因果。
1941年，哥斯达黎加就形成了福利国家体制，不过1948年爆发的内战，颠覆了曾被称为“中美洲瑞士”的社会体系。重建的民主体制，更加健康。废除军队，不会是很多民族国家的选择，但哥斯达黎加的政府预算里，早已没有军费开支一栏。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在2011年，至少有21个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要在其教育开支之上。
哥斯达黎加的民主政治体制，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序列里维持时间最长者，60来年。民主政治体制，不是经济发展高速的保证，不能保证“国力不断增强”，但比较而言，民主政治体制更有利于社会资源和财富相对平均分配。哥斯达黎加仍有1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可和其他拉丁社会相比，这个数字只有拉丁社会贫困线下人口平均值的一半。同时哥斯达黎加女性受教育程度，要高于男性，也是与众不同的社会特点。各种社会因素综合起来，未必能决定其足球水平的先进，但肯定有助于足球在哥斯达黎加的发展。
一个社会的幸福指数，很容易和收入水平直接挂钩，哥斯达黎加并不富裕，国民收入水准和利比亚、伊拉克差不多，不过收入多寡在这里并不是最重要的。政府将各种土地出让给球场，而不是房地产开放商，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思路——经济建设并不是一个社会幸福水平高低的唯一通道，环境保护、公众生活的质量，未必都能用钱和经济发展指数来定义。
这个国家也经历过几乎所有热带国家必有的乱砍滥伐阶段，然而哥斯达黎加制止了这种趋势，目前森林覆盖面积高达52%，30年前，这一覆盖率只有27%。这个国家的下一个社会发展目标，是在2021年达成碳中和平衡。
这绝不是一个典型模范足球国家，库珀说哥斯达黎加蚊子还是太多了，奢华舒适的设施太少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口径太统一——“电视上整天都是戒烟公益广告，很多古巴式宣传口号比比皆是。”这可能不太符合自由主义者口味，然而不将“发展”那么当回事的发展中国家里，能充分享受足球的乐趣、社会的平衡，哥斯达黎加是独特的那一个。